除性别平等外,还有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共识,是工业社会的产物?

2019-03-05 12:48 来源:摘走网编辑整理

统计学指导的政府治理策略,以及它们所带来的结果和观念:“无所不能”的“大政府”。

古代的“行政”“管理”是针对于“例外状况”而言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的标准暗示着,“没有例外状况发生”就是好的管理结果。

而犯罪、饥荒、战乱等例外状况是治理行为的目标,“治理”是一种预防性的行为。

就像童话故事里经常出现的字眼,“和平”“幸福““生活在一起”,难道官府或者贵族老爷只要给百姓一种日复一日的、没有特别状况发生的生活,对普通人而言就是幸福吗?

难道地主老财不是在悄无声息地吃人吗?

难道经济不是在龟速增长甚至零增长负增长么?

哦,对了,他们根本没有“经济/economy”这个概念,用黄仁宇的话说,缺乏“数目字管理”。

政府努力做到全能,但它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

工业社会不仅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带来了治理技术的进步。

“1786年,当我刚好在穿越欧洲北部的一次极为漫无边际的旅途中,我发现在德国他们正从事一种被称之为“统计学”的政治探究。在德国,统计学意味着一种旨在弄清楚一个国家的政治实力,或有关国务问题的探究;而对该词我获得的印象是对一个国家状态的一种探究,其目的旨在弄清楚居民所获得的幸福的量以及未来进行改善的方法。”

统计学技术的进步意味着,国民的幸福现在可以量化了,正如它的词源“statistik”一开始就意味着某种“关于国家的重大事实”。

儿童死亡率、平均寿命、疾病的分布、死亡的原因、居民的职业与收入,这些数据,伴随了全体公民的一生,从摇篮到坟墓。

让我们记住这些事件:

1719年普鲁士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全国意义的人口普查。

新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将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的要求写入宪法,其目的是确保各州按家庭委派同等数量的代表,其中每个黑人算作0.6人。

马尔萨斯于1798年出版了他的著作,至今仍对知乎舆论造成巨大影响

1835年,统计学家凯特尔发现,苏格兰士兵的胸围符合二项分布曲线,就此提出了“平均人”的概念:它既可以是一种抽象概念,但在管理者那里也可以看做一种实在的象征。

1837年,泊松提出了“大数定律”——一开始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评审团的多数票该如何界定,7:5还是8:4?

每个种类的事物都服从我们所谓的大数定律这样一种普适定律。它在乎于此:倘若根据变动不居的机缘观察了非常之多的同类事件,易言之,这些事件没有任何朝着一个方向的系统变化,那么就会发现事件数目之间的各种比率几乎是恒常的。

今天的人们已经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数字不会说谎”“用数字说话”。

统计学将我们的日常生活纳入了政府的管理范畴:政府不再为紧急状况而生,而在任何状况下都保留施展权力的可能性,即使是多么标榜“自由”的政府亦是如此。如果说旧时代政府的日常是在例外状况下决定了“让人死”,那么新时代政府的日常是让绝大多数人在日常状况下活得好,即“让人活”。

个体的感受不再那么重要。每个原子化的个体,都是统计数字中均质化的一部分,你与其他人,在国家机器的报表上来看,没有什么区别。你也许会生病,你也许会失业,没关系,这都是“正常”的统计数字之内的:统计学知识告诉我们,发病率是可以计算的,符合规律的;国家的失业率,只要在一定范围内,那就是“正常”的。这些统计学遭遇,只不过恰好落到你头上了而已。

政府同时还担负起了某种改善统计数字的责任 —— 我们感受到的平均值或许是不准确的,或者,被统计数字认为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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