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扩中”还需综合考虑结构特征

2018-11-09 09:00 来源:摘走网编辑整理

潘华

“中间群体”及其增收问题成为近期社会舆论的热点。所谓“中间群体”,是指按收入五等分分组的中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中高收入户的统称。促进“中间群体”增收的实质,是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从而构建中国特色“橄榄型”社会结构。

当前,我国的“中间群体”存在着明显的年龄、地域、职业、收入等方面的结构性特征,对其增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应综合考虑“中间群体”的结构性特征,努力实现“精准扩中”。

老龄化加剧“扩中”难度

在通常情况下,年龄在中等收入者的成长历程中体现出一定的优势。换言之,在同等的教育水平、专业技能、就业状态等条件下,年长者比年轻人更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者。然而,由于青年人拥有更高的教育水安然平静专业技能,且更多聚集于城市和从事非农职业,青年人中中等收入者的比重高于中年人和老年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查询拜访”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20~29岁、30~39岁、40~49岁、50~59岁和60~69岁不同年龄群体中“中间群体”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1.65%、61.85%、45.95%、36.8%、34.6%和26.7%。因而可知,在不同年龄群体中,青年人进入“中间群体”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中年人和老年人。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自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达到峰值后,我国每一年新增劳动力人口的规模不断缩小,同时,劳动年龄人口结构老化趋势越发显著。随着老龄人口不断增加,大量处于低收入和较低收入水平的老年人将带来甚至加剧相应的社会问题,给社会和子女增加经济和人力负担。与此同时,20~39岁的年轻人中仍有约40%的人处于低收入水平。而且,虽然这一年龄段的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较高,但其大多生活在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因此,其维持小康生活的成本要远高于中老年人。

“中间群体”内部结构存在巨大地域差异

目前,我国“中间群体”的内部结构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城乡之间、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之间的“中间群体”发展状况极不均衡。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查询拜访”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农村地区中低收入群体、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农村人口中所占比重分别为22.8%、4.5%和0.9%,城镇地区中低收入群体、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城镇人口中所占比重分别为45.1%、14%和3.9%,北上广三个超大城市中低收入群体、中间收入群体、中高收入城市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42.3%、28.1%和9.4%。因而可知,2014年我国农村地区“中间群体”所占比重只有28.2%,城镇地区为63%,北京、上海和广州的“中间群体”所占比重高达79.8%,农村地区、城镇地区和超大城市“中间群体”的地区分布差异特别很是显著。

由于各地区“中间群体”的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不同地区“中间群体”的等级形态也各不相同。具体而言,在“中间群体”占比最高的北上广等超大城市,“中间群体”内部的等级形态呈金字塔,即近半数的中等收入者处于中低收入水平,接近30%的中等收入者处于中间收入水平,接近10%的中等收入者处于中高收入水平;城镇地区“中间群体”的等级形态介于倒丁字型和金字塔型之间,即超过70%的中等收入者处于中等收入的底端,接近20%的中等收入者处于中间层次,处于顶端的中等收入者的比例较小;农村地区“中间群体”的等级形态则是典型的倒丁字型,即超过60%的中等收入者处于底端。因此,从目前我国“中间群体”的内部结构形态来看,不论是在农村地区和城镇地区,还是在“中间群体”比重很高的北上广等超大城市,都还没有形成理想的“橄榄型”结构。

“中间群体”职业构成呈多元化向层级化发展趋势

一样平常而言,职业是与收入关系最为紧密亲密的因素。因此,了解和掌握“中间群体”的职业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对于促进这一群体的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常,人们往往把经济学意义上的“中间群体”等同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间阶层”。然而,在我国现阶段,二者之间其实不能简单地等同,而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述查询拜访”的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中工人、小业主及自雇佣者的比例最高,分别达到38.1%和23.8%。由于大多数小业主和雇佣者属于蓝领或者半蓝领从业者,因此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中蓝领从业者的规模要大于白领从业者,2015年,其在中低收入群体、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中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65.7%、54.1%和44.9%。因而可知,我国的“中间群体”与主要由白领构成的“中产阶层”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

从变化趋势上看,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中间群体”的职业构成呈现出从多元化向层级化发展的趋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0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查询拜访”的数据,2001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中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小业主及自雇佣者和工人都占有相当的比例。随后,随着大量蓝领工人的加入以及企业主和部分经理人员(因进入高收入群体)的移出,目前我国的“中间群体”主要由中高层蓝领(技术工人)、中低层白领(普通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办事员)和小业主(包括小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专业户等)构成。与此同时,“中间群体”的内部结构入手下手出现层级分化,即蓝领工人和办事人员集中于“中间群体”的中下层,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集中于“中间群体”的中上层,小企业主多集中于中上层,而普通个体经营者则多集中于中下层。

“中间群体”收入结构应扩大财产性收入

从收入来源上看,我国“中间群体”的收入主要由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四部分构成。目前,工资性收入是我国“中间群体”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比超过60%。从国际经验来看,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标志之一就是财产性收入成为重要的收入来源。

比如,2010年美国中等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约20%,日本占24%左右,而瑞典则高达约30%。相比之下,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者的财产性收入占比只有约8%,低收入者财产性收入的占比更是仅有约3%。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促进“中间群体”增收的重要着力点应放在扩大这一群体财产性收入的来源上。

“扩中”还需多管齐下

鉴于我国“中间群体”的现实状况,笔者建议:

一是既要关注青年群体中的中低收入者,也要关注退休人员群体中的中低收入者。经由过程加强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供就业服务、拓展就业创业渠道等体式格局,为青年群体中的中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创造条件。同时,不断提高养老保障水平,缩小在职待遇与养老待遇之间的差异,促进退休人员群体中的中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

二是针对不同地区“中间群体”的发展状况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在农村地区,应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放在首位,让更多的人脱贫致富。在城镇地区,应坚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相结合,既要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也要让更多的中低收入者进入中间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在大城市,应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放在首位,让更多的中等收入者可以或许进入高收入群体。

三是针对“中间群体”职业构成的层级化发展趋势,应坚持“扩中”与“调结构”相结合的政策思路。一方面,努力提高广大工人和农民的收入水平,让更多的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另外一方面,努力提高普通专业技术人员、经理人员和办事人员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人可以或许进入“中间群体”的中上层,促进其内部结构更趋合理。

四是把增加财产性收入作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着力点。要逐步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条件,深化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改革,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鼓动勉励金融产品创新,开发适宜投资需求的金融产品,拓宽城镇居民利息、股息、红利、租金、保险等财产性增收渠道。同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宅基地流转、置换体式格局创新,让农村居民合理分享土地升值收益。

热门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