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大师郭沫若学案(下)

2018-09-25 17:00 来源:摘走网编辑整理

考古暨历史语言通讯

毫無疑問,金文研究在郭沫若师长教师(1892—1978)的旅日中國古代史研究活動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如何歷史和公正地評價郭老在20世紀中國歷史學領域的地位和突出貢獻,這肯定不是本文所能完成的大任。特别是在清末民初之際那個特定的歷史時期:羅振玉老师长教师的《貞松堂集古遺文》、《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殷文存》、《殷文存續》等名著接連出版,直至最後出現的《三代吉金文存》一書成了中國古代金文研究圖録類著作千古難得的經典文集,而他的學生、兒女親家和友人——傳統歷史學的最後一名大師級學者王國維师长教师,却以橫空出生避世的氣魄,貢獻給學術界《觀堂古金文考釋》、《觀堂集林》、《宋朝金文著録表》和《國朝金文著録表》等驚世名作之後,兩座豐碑豎立在那裡,金文研究幾乎成了當時學術界難於上青天的蜀道、還有幾個人願意問津於此呢?!正是在這一冷酷的環境下,加之旅居日本的寂寞和無奈,郭老開始了利用甲骨文、金文史料對中國古代社會和歷史展開全新研究的治學里程。

古文字学大师郭沫若学案(下)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就是中國現代著名史學家、古文字學家郭沫若师长教师研究兩周時期青銅器銘文的修定稿著作。該書最初是郭老在1928年旅居日本時所寫的。以後的幾年中,郭老反復修訂增補。直到新中國成立後的1957年,作爲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學專刊甲種第三號,由科學出版社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爲題,重新出版。

郭老在金文?金石研究方面的著作還有《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金文叢考》、《金文余釋之餘》、《金文叢考補録》、《古代銘刻匯考》、《古代銘刻匯考續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文史論集》、《郭沫若書簡:致容庚》、《出土文物二三事》等。他是20世紀繼王國維师长教师之後一名集甲骨學、彝銘學、考古學、歷史學、美術史學於一身的大師級金文學家。

一、《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的版本研究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是由郭老早年開始著述、晚年親自參加最後修定的一部研究商周青銅器及其銘文的劃時代之作,該書對於解讀商周歷史和禮制具有極其重大的參考價值。

古文字学大师郭沫若学案(下)

該書的諸多版本成書經過大致是:郭老首先編成一冊綫裝《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1932年1月,由日本文求堂書店影印手稿出版。該書出版時的副標題是:“周代金文辭之歷史系統與地方分類”。其後經過收拾整顿和補充,又增加銅器圖録,成四冊綫裝《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一書,1934年11月由日本文求堂書店影印出版。

與此同時,郭老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基礎上,另著三冊綫裝《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1935年8月由日本文求堂書店影印手稿出版。

解放後,郭老將上述諸書重新加以編定,名爲《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1957年由科學出版社八冊綫裝影印手稿出版。這是由郭老晚年親自參加修定的此書的最後定本。

1999年,上海書店出版社曾出版《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上、下)》一書的單行本。2002年10月,《郭沫若全集?考古編》由科學出版社影印手稿出版。該全集考古編第七、八卷爲《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其中,圖録部分包括圖編和録編,圖編專輯器形。既調整了個别篇目、增補了校勘和注釋,又增補或更换了一些搨片、照片、摹本。使該書更加清晰、美觀。儘管經過了如此加工,但由於已經脫離了原作者的參與,因此,2002年10月出版的《郭沫若全集?考古編》中所收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其版本學價值自然不克不及和1957年出版的此書相比。

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諸版本的内容對比

《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在目録上由序文、解題、上編宗周文、下編列國文、索引五部分組成。上編考釋宗周銅器銘文一百三十七器。郭老稱其爲“上編宗周文凡一百三十又七器,仿《尚書》體例,以列王爲次”。下編考釋列國銅器銘文一百一十四器。郭老稱其爲“下編列國文一百一十又四器,仿《國風》體例,以國别爲次。其次以長江下游爲起點,沿長江流域溯流而上,於江河之間順流而下,更沿黄河流域溯流而上,故始於吳而終於秦”。上下編所考釋銘文數量相差二十三器。全部共二百五十一器。郭老認爲,此書所選“於存世之器雖未及十分之一,大抵乃金文辭中之菁華也”。

此書最初名爲《金文辭通釋》,顯然是爲了與《卜辭通釋》想呼應而來。到了當年4月19日,他將書名定爲《兩周金文辭通釋》,直到1931年9月9日,他在致容庚师长教师的信中才説明書名的最後定名:“弟近忙於《兩周金文辭大系》(《通纂》改名)之謄録”。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在目録上由序文、本文、補録三部分組成。正文分上下兩編,上編考釋宗周銅器銘文一百六十二器。郭老稱其爲“大抵乃王臣之物”。下編考釋列國銅器銘文一百六十一器。郭老稱其爲“器則大抵屬於東周”。上下編所考釋銘文比例大致相當。由此可以看出“兩周之政治情形與文化狀況之演進矣”。和《兩周金文辭大系》相比,宗周銅器銘文新增加了二十五器,列國銅器銘文新增加了四十七器。兩者共新增加了七十二器。全部共三百二十三器。新增比率在四分之一。

這裡請注意,郭老没有保留《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中前文中的“解題”内容。《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和《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各自的序文内容大致保持不變,只是書寫的行款略有差異:前者共十段96行,後者則爲十一段9行。作者在後者序文後又特别説明:“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第一版録成時所序。其後三年爲增訂版重録之。凡於國名、次序递次及器銘數目有所更改外,餘均仍舊。”但是,正文的考釋内容則改動頗多,詳細論述見後。

古文字学大师郭沫若学案(下)

《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出版後,實質上等於《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的作廢。到了1956年10月30日郭老在出版《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時,終於在《增訂序言》裡明確宣佈:“又其後一年,别成《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於文辭説解加詳,於是第一版遂作廢。”之所以公開宣佈“第一版遂作廢”,顯然和容庚师长教师對此書長期的訂正和增補有直接關係。見1954年11月1日郭老致尹達师长教师信:“容庚师长教师近來和我通了兩次信,對於《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作了仔細校對和補充。該書,人民出版社有意重印,但还没有著手。性質太專門,似以改由科學院出版爲宜。您如同意,我想把它作爲一所的出版物。該書擬即請容庚核校補充。”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一書在目録上由序説、圖編、録編三部分組成。圖編專門收録了二百六十三器青銅器器形的花紋圖。所録青銅器器形的圖像,依器類形制和年代排比。録編收録了三百二十四器青銅器銘文搨本或摹本。録編上編爲宗周文,下編爲列國文。

這裡我們可以看出:録編其實就是修訂後没有考釋的《兩周金文辭大系》。

因此,關於郭老對金文的考證見之於《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而他對於青銅器的研究則見之於《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一書的序説和圖編兩部分。以上應該是郭老晚年親自參加審定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的核心所在。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一書序説和圖編這兩部分共有以下幾章構成:《列國標準器年代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編序説》(即《彝器形象學試探》)、《兩周金文辭大系圖編》。其中,《彝器形象學試探》則是他的銅器類型學的概論和核心思想之所在。

三、《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主要學術貢獻

該書上編兩冊考釋宗周銅器銘文一百六十二器,始於武王時期的《大豐簋》,終於幽王時期的《宗婦鼎》。該書下編一冊考釋列國銅器銘文一百六十一器,始於吳國《者減鐘》,終於楚國《楚王酓

盤》。總結來説,該書在如下幾個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 第一,對西周及其列國重大歷史事實的考證與研究。 郭老在該書《序文》中首先肯定了銘文的重大史料價值:“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説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他清醒地意識到“夫彝銘之可貴在足以徵史”。 他還特别注意到了研究銘文的方法論問題。他説:“竊謂即當以年代與國别爲主之條貫。此法古人已早創通,《尚書》、《風雅》、《國策》諸書是也”。而且,他還把《尚書》與銘文進行了對比研究:“《尚書》諸《誥命》,以彝銘例之,尤疑録自鐘鼎盤盂之銘文,周代王室之器罕見,其列王重器,或尚埋藏於地而未盡洗者,亦未可期。故謂《尚書》爲最古之金文著録,似亦無所不可”。 在對諸侯國歷史的考證研究中,郭老結合歷史地理、文字訓詁和上古史料,從銘文中出現的簡單的地名、人名中還原出當時真實的歷史事件。比如在對《員卣》中出現的“員從史

伐會”一語考釋中,他就挖掘出了古鄶國的一段歷史:“會,鄶省。《國風》作檜。《鄭語》:‘妘姓,鄔、路、偪陽’,《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爲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平王東遷,爲鄭所滅。《左傳·僖三十三年》:‘鄭莊公子瑕於鄶城之下’。《杜注》云:‘古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在今河南密縣東北五十里,與新鄭接壤。” 在對銘文的考釋中,郭老則努力從中挖掘出大量的商周社會史材料,比如在對《叔夷鐘》銘文的“余易女馬車戎兵里僕三百又五十家”一語考釋中,他就發現“蓋是役叔夷最有功,故齊侯以萊邑賜之,並以萊之遺民三百五十家爲其臣僕也。古者國滅,則人民淪爲奴隸,本器足證春秋中葉以後,奴隸制度猶依然存在也”。他對奴隸制度的研究,實現了他所想達到的“探討中國之古代社會”的目的。 在對《録伯

簋》銘文的考釋中,郭老勾勒出了録國和西周王朝之間的恩怨史:“録國殆即《春秋·文五年》‘楚人滅六’之六。舊稱皋陶之後,地望在今安徽六安縣附近。録國在周出曾與周人啓釁。《大保簋》:‘王伐録子’

其證也。此言‘乃祖考有勞於周邦,佑闢四方,叀

天命’,則

之先人複曾有功於周室。蓋録子

被成王征服後,即臣服於周有所翼贊也。” 有些郭老覺得把握不定、又無他人之說可資參考的情況下,他就採取了存而不論的態度。如關於《效父簋》的斷代問題,郭老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中定此器爲孝王時代之物。並且提出了休王即孝王别稱的觀點。然而在出版《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時,他却去掉了把休王定爲孝王的説法,但又没有提出新的觀點,而是採取了存而不論的態度。實際上,至今爲止,休王究竟爲誰依然是個没有解決的問題。 第二,對西周及其列國歷史人物的考證與研究。 1929年河南洛陽馬坡出土的《令彝》,其銘文引起了有關周公稱謂的爭論。在對《令彝》的考證中,郭老提出了銘文中出現的“周公子明保”就是伯禽的觀點,此説一出,已成定論:“‘周公子明保’,周公即周公旦,明保乃魯公伯禽也。此器上稱明保,下稱明公,知明保即是明公,下《明公簋》上稱明公,下稱魯侯,知明公即是魯侯,周公之子而爲魯侯者,伯禽也。得此知伯禽乃字,保乃名,明者蓋封魯以前之食邑。” 他在考釋《作冊大鼎》中的“公朿”一位時,顯示出他對西周歷史和文字訓詁之學的精湛把握:“奭讀詩跡切,跡亦作速,若

正從朿聲。《説文》:‘奭,讀若郝。’又引《史篇》:‘召公名醜。’醜在穿紐,與審紐爲近,則郝乃一家師讀,没必要即是正音。今朿在清紐,與穿審均有轉變之可能。古從朿聲之字,如策在穿紐,拺在審紐即其證。故公朿斷爲君奭無疑。”在對《寰卣》銘文的考釋中,他得出了銘文中的“王姜”即爲成王之妃的結論:“王姜亦見《令簋》,别有《寰尊》,文云:‘才厈,君令余作冊寰安屍白、屍白賓貝布、用作朕文考日癸旅寶。

。’當泐去首行六字,與本卣自是同時同人之器,而本銘言王姜處,該銘言君,君,女君也。《晉姜鼎》:‘余字,佳嗣朕先姑君晉邦’,其確證,是知王姜乃成王之後。”

郭老的這些考證,豐富了對西周王朝的準確瞭解,訂正了誤傳的史實,顯示出銘文真实的史料價值。再如他在《班簋》中對“文王王姒孫”的考證,揭示了毛公即文王之子毛叔鄭這一歷史事實,也同時印證了《尚書·顧命》中對毛叔鄭記載的可行性。

第三,對西周歷史年代的劃定。

郭老在西周年代學的研究上,是從銘文入手的。他在《序文》中首先表清楚明了他自己的研究方法:“余專就彝銘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懷若何之成見。亦不據外在之尺度。蓋器物年代每亦有於銘文透露者,如上舉之《獻侯鼎》、《宗周鐘》、《遹簋》、《趞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豐簋》云‘王衣祀於王不顯考文王’,自爲武王時器。《小盂簋》云‘用牲啻周王□王成王’,當爲康王時器,均不待辯而自明。而由新舊史料之合證,足以確實考訂者,爲數亦不鮮。據此等器物爲中心,以推證它器。其人名、事蹟,每有一貫之脈絡可尋。得此,更就文字之體例、文辭之格調及器物之花紋形式以參驗之,一時代之器大抵可以蹤跡。即其近是者,於先後之相去,要必不甚遠。至其有曆朔之紀載者,亦於年月日辰間之相互關係,求其合與不合”。郭老這段話的意思是從幾個方面闡述了研究西周年代學的操作方法:

第一是銘文中出現的具體時王名稱。如《大豐簋》銘文中出現了“文王才上”一語,則此器顯然是武王時器。

第二是諸多史料對銘文中記載史實的旁證。如《尚書·顧命》與《班簋》銘文中都出現了對毛叔鄭事蹟的記載,相互印證了此事此人的真實性。

第三是由上述已知年代器推導出該時王特定的銅器類型標準器。

第四是由銘文中已知的曆朔與古籍中記載的曆朔相互印證。郭老肯定了王國維的月相四分説。

這四個方面就是當時郭老研究西周銅器斷代的主要操作方法,而這四個方面很明顯是受到了西方考古學理論的影響。我們知道郭老當時把德國考古學家米海里斯的《美術考古學發現史》一書翻譯成了中文,該書出版後風靡全國,接連再版。郭老自己也承認:“假如我没有譯讀這本書,我一定没有本領把殷墟卜辭和殷周青銅器收拾整顿出一個頭緒來。”因此,郭老對西周銅器的斷代和排序,爲金文史料的科學化和嚴謹化作出了傑出的貢獻,極大地開拓了兩周歷史研究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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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字学大师郭沫若学案(下)古文字学大师郭沫若学案(下)古文字学大师郭沫若学案(下)

《令彝》銘文榻片

另外一個著名的考證案例出現在對《獻侯鼎》銘文中“天黿”二字的考證上。大家知道,在商周青銅器銘文上經常出現一些圖形文字,如下所示:

諸如此類的圖形文字,數量卸唷K鼈兂霈F在銘文的開始、尾部或者中間。是族徽符號還是象形文字,或者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人名……古今學術界姓h紛紜,難成定論。《獻侯鼎》銘文中出現的“天黿”二字,也就是上述圖形文字中的第二個,在商周金文中它具有多種變化,我們製成下表,供讀者瞭解:

古文字学大师郭沫若学案(下)

郭老以精湛的學術素養和見識,一会儿把握住了這一圖形文字的内在含義所在,他大膽地提出:“天黿二字,原作

,器銘多見,舊釋爲子孫,余謂當是天黿,即軒轅也。《周語》‘我姬姓出自天黿’,猶言出自黄帝。”

“余謂當是天黿,即軒轅也”之説,真可謂如劃破蒼穹的閃電,一会儿解決了千年歷史懸案!

爲天黿即軒轅黄帝之説,至今已经是不爭之史實。 郭老在對《沈子簋》銘文中沈子名也的由來之考證,充分顯示出他在古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上的精湛造詣:“也,沈子名。字乃古文匜。象匜之平視形。《説文》以爲 ‘象女陰’,非也。又字與它,古亦有别。因古音相同,世多混爲一字。學者不可不辨。彝銘中屢見‘也也熙熙’之連語,熙熙,和樂貌,習見。也也,即《孟子·離婁下》‘施施從外來’之施施。趙注云‘施施,猶扁扁。喜悦之貌’是也。沈子以也爲名,義蓋取此。” 此説對“也”字本義的考證,訂正了《説文解字》中對“也”字“女象陰”説的誤導。恢復了“也”字的施施、扁扁、喜悦之貌的本義。 類似這樣的考證,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中可以説隨處可見。 第五,對西周禮制、軍制、法制、婚制等方面的考證與研究。 早在1929年8月27日致容庚师长教师的信中,郭老已經公開表清楚明了他“頗用心於甲骨文字及吉金文字之學”的目的,乃在於“探討中國之古代社會”。因此,文字和歷史之外,利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結合古文字學、銅器類型學等方法,對於西周禮制、軍制、法制、婚制等方面的考證與研究,也就成爲郭老實現他“探討中國之古代社會”之目標的正確途徑。 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中,郭老利用他掌握的銘文史料,訂正了漢儒們對《周禮》的若干曲解。如他在對《小盂鼎》銘文中出現的“三左三右”職官的考證:“‘三左三右’當即《曲禮》之天官六大: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壬、大卜。大宰、大宗、大壬在王右。大史、大卜、大祝在王左。故稱“三左三右”。《逸周書·大匡篇》:‘王乃召塚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於大庭。’三老三吏即‘三左三右’之僞。六大即古之六卿,與劉歆所竄改之《周禮》異撰。六卿之上有總其成者,即塚卿,亦稱孤。大抵即由六卿中之一人兼任之。” 再如在對《大盂鼎》中“女妹辰有大服餘佳即朕小學”一語的考證,郭老主張:“今案妹與昧通,昧辰謂童蒙知識未開之時也。盂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繼顯職,康王曾命其入貴胄小學,有所深造。”這段文字證清楚明了《周禮》《禮記》等古籍中記載的兩周時代貴族子弟入小學學習之事。 在對《蔡大師鼎》銘文的考釋中,郭老利用銘文史料證實了當時女子婚姻前後字型大小有無的變化:“古者女子無字,出嫁則以其夫之字爲字。就見於彝銘者言,如《頌鼎》‘皇考龏叔、皇母龏姒’,《召伯虎簋》‘幽伯、幽姜’,《

鎛》‘皇祖聖叔、皇妣聖姜、皇祖又成惠叔、皇妣又成惠姜、皇考仲’均其例證。”

四、《彝器形象學試探》及郭老的銅器類型學説

前面我們已經説了《彝器形象學試探》是郭老的銅器類型學的概論和核心思想之所在。那麽,他在這篇作於1934年11月25日的著名論文中提出了哪些主要觀點呢?

首先,郭老根據青銅器的器形、花紋、文字三方面的特點,把青銅器劃分爲四期。即:“據余所見,中國青銅器時代大率可分爲四大期。第一濫觴期,大率當於殷商前期。第二勃古期,殷商後期及周初成、康、昭、穆之世。第三開放期,共、懿以後至春秋中葉。第四新式期,春秋中葉至戰國末年。”

其次,郭老創造了標準器斷代法並制定出《列國標準器年代表》。

關於標準器斷代法,這真的是郭老學術生活生计中的神來之筆。他在《青銅時代》一書中曾經自述説:“周代年限太長,前後綿亙八百年,在這兒僅僅以‘周器’統括之,實在是一個莫大的渾沌。因而周器的斷代研究便成爲一個重要的課題。時代性没有分劃清白,銅器本身的進展無從探索,更進一步的作爲史料的利用尤其不可能。就這樣,器物愈多便愈感覺著渾沌,而除作爲古玩之外,無益於歷史科學的研討,也愈感覺著可惜。”

爲了解決這個“莫大的渾沌”,受到《美術考古學發現史》一書學術影響的郭老,早在1931年4月6日致容庚师长教师的信中提出了他的銅器類型學的若干理論雛形:“余意花紋之研究最爲切要。近世考古學即注意於此。如在銅器時代以前之新舊石器時代之古物,即由形式或花紋以定其時期。足下與古物接觸機會較多,能有意於此乎?如將時代已定之器作爲標準,就其器之花紋形式比匯而統系之,以按其餘之時代不明者,余意必大有創獲也。”

在《列國標準器年代表》中,郭老以周秦王統、年代、列國紀年、標準器及備考五項作爲製錶的基準。而他對年代和列國紀年則是以古史資料對比研究爲主,標準器中出現的銘文與列國紀年的文獻記載相一致,增加了標準器的可信度。先從銘文中的内容可確知年代的器物開始,以這些器物銘文中出現的人物、史實、文辭風格、文字特徵及器物的花紋、形制作爲標準尺度,以此來對未知年代的青銅器進行斷代。而備考中則對所選定的二十八個列國標準器銘文中出現的疑難文字和人物進行言簡意賅的考證或説明,十分精到。就這樣,郭老把世稱“一團混沌”的傳世青銅器,經他有序地排列和斷代之後,成爲可資利用的文獻資料。郭老的功勞可以説是前無古人的。

利用標準器法來斷代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對《毛公鼎》年代的判定了。以往皆以其爲成王或昭穆時期之物。郭老據銘文的風格、銘文中的人物、青銅器形、花紋特點,判定其當爲宣王時器。此説一出,逐漸被學術界認可,現已成定論。

總結來説,由郭老開創的這一嶄新的標準器斷代法,打破了過去一千多年研究青銅器的傳統模式和研究方法,經過半個多世紀的驗證,越來越證清楚明了其科學性和嚴謹性,已經是這一領域的基本治學規範和操作方法,是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指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學術典範。

五、《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的美中不足

從《兩周金文辭大系》到《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的出現,郭老在不停地修改著原作,力求其嚴謹、完善和科學。看到黄盛璋师长教师的《懷念郭老晚年對我的學術培養》一文,我們知道郭老晚年依然有著想寫《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續編》一書的夢想。比如在《兩周金文辭大系》中,考證《禦正衛簋》中的“禦正”,最初他就主張是人名。但是到了撰寫《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時,他已經公開透露表现了改從唐蘭师长教师的“當是官名”之説,到了《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出現時也還是如此。再如,在對《令彝》銘文的解釋中,他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中就公開地採納了吳其昌师长教师之説:“余曩亦未能信從,今知‘乃克至’當訓爲假若之若,猶《舀鼎》言‘乃弗得女匡罰之’。典籍中亦多用乃爲若,詳王引之《經傳釋詞》卷六‘乃猶若也’條下。吳説實較余舊説爲勝,今改從之。”可見,對此書的重視和修改一直是郭老的學術重心所在。足見該書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和價值。

通讀從《兩周金文辭大系》到《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之間先後的出現此書的各種版本,筆者想提出幾點不成熟的看法,作爲我們這些晚輩治學者今後努力和研究的目標所在,這也是我認爲的郭老這部名著至今尚待完善和修改的地方。

第一,郭老反對唐蘭师长教师的康宫説有失唐突。在對《令彝》銘文考證中,郭老認爲“康宫之非康王之宫,亦猶宣榭之非宣王之榭也”。其實,康宫問題實在特别很是複雜,絶非上述的“亦猶宣榭之非宣王之榭也”所能否定和解決的。而郭老在《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書中以懿美之字爲宫室之名對康宫問題的闡述,有將問題簡單化處理的傾向。

第二,郭老把著名的“析子孫”圖形文字簡單地歸結爲“族徽”有失嚴謹。如他在對《員鼎》銘文的考證中就説:“

文多見,宋人釋爲‘析子孫’,近時王國維又説爲抱屍而祭之形,均是臆説。案此乃員之族徽。”此説恐非。至少至今還不是學術界的定論。把這一圖形文字簡單地歸結爲族徽,並没有解決任何問題,反而有回避學術難點之嫌。其中,郭老將著名的數字卦看成是族徽,是他研究《周易》和金文的一大失誤,十分可惜。 第三,郭老在對《大簋》銘文的考釋中,對於“王才

侲宫”的“

侲”二字,“不知是宫名抑或人名”。類似的例子還有幾處,十分可惜。這可説是智者千慮之一失吧。

第四,《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一書的圖編部分,基本上只是正面直視圖形,除《虢季子白盤》等幾件銅器外,基本上看不到銘文。而這些正面直視圖形還停留在宋代青銅器著録的水準,完全不是現代考古學意義上的銅器考古類型圖。而且也缺乏相互之間的對比研究,甚至到了出版《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也依然没有加以補充和修改。

六、《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

一書的歷史評價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以兩周金文中出現的人名、地名和歷史事實爲主要綫索,再參證鑄刻文字的體裁、風格以及青銅器本身的花紋形制,將它們綜合起來,作爲進行兩周青銅器分期和斷代主要依據,從此開創了科學研究兩周青銅器的先河,爲兩周歷史研究增加了真實可信的323篇真实的逸文。此書出版後,立刻引起了國内外學術界的重視和震驚,半個多世紀以來好評如潮。此書已經成爲國内外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必備經典著作。

趙光賢师长教师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一書中曾經評價説:“《大系圖録考釋》對西周的金文是按時代編次的,對春秋戰國的金文是按國别編次的,這是很明智的編輯方法。金文斷代是不容易的,以前的金文書都不敢用這個辦法。郭老以他深邃的目光,從圖像和文字兩方面探索出西周各器的年代,而編次各器物,爲後學立一個規範。其斷代與文字考釋雖不無可商之處,但是我認爲他爲金文斷代研究打下基礎,而文字考釋能提出個人的見解,也是值得推崇的。在這方面他是繼王國維之後,在金文研究上最有成績的學者。”

這一評價是很公正而中肯的。直到最近,由讀者投票參與的“二十世紀文博考古最佳圖書評選”結果日前揭曉,郭老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榜上有名。而且,該書還被評選爲“十部最佳論著”。

郭老創立的金文著録編排法和青銅器標準器比較法,至今仍爲金文學界和青銅考古學界的研究者們所沿用。郭老自己對傳統金文著録研究方法的批判,實際上也暗示了他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的特點:“或僅采銘文,或兼收圖像,或詳加考釋,或不著一語,雖各小有出入,然其著録之方,率以器爲類聚,同類之器以銘文之多寡有無爲後先,驟視之雖若井井有條,實則於年代、國别之既明者猶複加以淆亂,六國之文竄列商周,一人之器分載數卷,視《尚書》篇次之有歷史系統之條貫者,迥不相侔矣。”因此,他在《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一書中對宗周銅器銘文和列國銅器銘文的編排著録,爲斷代研究提出了良好的基礎。他的《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録考釋》《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金文叢考》《金文余釋之餘》《金文叢考補録》《古代銘刻匯考》《古代銘刻匯考續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青銅時代》等專著,至今也是研究先秦史和中國古代史的必讀著作和學術經典。他提出的商周爲奴隸制時代、戰國爲封建制時代的種種觀點我們可以同意或反對,但是我們無法繞過這個世紀學術偉人所留下的身影。

古文字学大师郭沫若学案(下)

作者介绍:

刘正,Liu Zheng 。1963年9月10日出生于北京。

本名刘正,笔名京都静源。(英文表述:kyotosizumoto)。

男,汉族。出生于北京市,籍贯北京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分校中文系、日本关西大学(文学硕士)、日本大阪市立大学(文学博士)、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1983年参加工作,曾任日本爱知学院大学宗教授教养客座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员,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收拾整顿研究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中国古典文学教授。正教授职称。国际易经学会会员、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学员、国际东方学会会员、日本中国学会会员、日本中国出土资料研究学会会员、京都大学洛友会会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理事、中国文字博物馆学术委员兼理事、中国国际易学研究中心理事、欧美同学会会员、日本同学会会员、中华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教养导师等。2014年加入北京作家协会。美籍华裔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汉学史家和易学家。清代学术世家传人。

著有长篇小说《独钓寒江雪》(两卷本),文学传记《闲话陈寅恪》、《陈寅恪别传》、《张璧评传》、散文集《扶桑散记》、《旅日随笔》、诗歌集《静源律诗自选集》等。曾长时间在日本《东方时报》、《新华侨杂志》、《日本新华侨报》、《新交流时报》、《九州华报》、《中文导报》、《留学生新闻》、《华风新闻》、《外国学生新闻》等开设文艺副刊专栏,发表文艺作品240多篇。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另有学术著作:《周易通说》、《中国易学》、《周易通说讲义》(台湾)、《周易发生学》、《西藏密教:对仪轨和法理的研究》(台湾)、《海外汉学研究:20世纪卷》(入选武汉大学学术丛书)、《金文氏族研究》、《金文庙制研究》、《图说汉学史:19世纪以前卷》、《京都学派》、《商周彝铭学研究史》、《京都学派汉学史稿》、《京都大学所藏抄本水经注疏》、《周易考古研究》、《赤壁古战场的历史地理》、《商周图像文字研究》、《青铜兵器文字》、《金文学术史》(入选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特别资助学术著作丛书)、《汉学通史》两卷本、《民国名人张璧评传》、《陈寅恪史事索隐》、《闲话陈寅恪》、《陈寅恪书信集422封编年考释》二十几部总篇幅达到800万字在海峡两岸出版。论文《从观象系辞说到乾卦之取象》获中国中青年哲学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会优秀论文奖,《筮短龟长说的成立史研究》获马来西亚主办第12届国际易学大会优秀论文奖,博士学位论文《東西方漢学発展史の研究(日文)》获得日本国大阪市立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总代”称号(等同于中国的优秀博士毕业生)等。多篇学术论文被译为英、日等文字在海外发表。2015年夏移民美国,2016年加入美国汉纳国际作家协会和艺术家协会、美国汉纳国际作家协会理事、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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