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 | 守护未来:为未成年人筑起网络“防火墙”

2018-06-07 17:00 来源:摘走网编辑整理

一边是未成年人触网年龄愈来愈小、规模愈来愈大;一边是暴力、色情、恐怖等不良信息充斥网络,推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火烧眉毛。5月11日上午,十三届全国政协第二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在京召开,部分全国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和相关部委负责人围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制定”,进行了深度交流和良性互动。委员们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送审稿,从立法定位、总体思路、根蒂根基制度、监管体系体例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明确立法定位

预防保护优先

1.77亿人,19岁以下,90%以上的上网率,8岁以前触网的超五成。这是我国当前未成年网民的现状,他们这一代被称为“网络原住民”。

毋庸置疑,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对广大未成年人学习知识、休闲娱乐、社会交往都产生了重要积极作用。但互联网也是一把双刃剑。网络上不良信息泛滥、网络游戏成瘾等问题严重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如何能有效避免未成年人受到网络暴力、色情等违法有害信息的伤害;避免未成年人接触低俗、拜金等不宜接触的信息;保护好未成年人的网络隐私;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特别是网络游戏等,成为燃眉之急。

2017年1月,在全社会的瞩面前目今,《条例(送审稿)》应运而生,同时也引发各界关注和争论。

今年3月29日至4月4日,为了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情况,广泛听取各方面对送审稿的意见建议,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台盟中央联合调研组赴深圳、贵州两地开展了专题调研。调研组认为有必要加快《条例》出台进程。

11日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委员们对送审稿作进一步评论辩论。一致认为,《条例(送审稿)》确立了综合保护原则,创设了不宜信息提示、网络游戏宵禁等制度,总体上基本成熟,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委员们认为,作为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权益的法律法规,《条例》必须首先明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主体责任,明确不同性质法律规范的适用顺序,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明主线、定准心”。

全国政协常委、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主任沈德咏认为,在立法原则上要坚持预防和保护优先,既要注重保障未成年人平等、充分、理性地使用网络,又要有效地防止他们被不良的网络内容所影响、所侵害。

中法律王法公法学会网络与信息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周汉华表达了类似观点。“进一步明确立法定位,聚焦未成年人公平使用网络,就是怎样使网络发挥正能量作用,推动数字中国建设、网络强国建设。在这方面要下更大的功夫。”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要立足于教育和矫治,而不是惩罚。”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对《条例》中关于“任何机构和组织不得以戒除网瘾的理由来体罚孩子”的规定透露表现赞同,“一些无资质的组织和机构打着治疗网瘾的旗号从事营利性活动,甚至用电击的体式格局来治疗孩子所谓的网瘾,这种行为,存在较大的健康甚至安全隐患,极可能带来二次伤害。”

委员们呼吁,立法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责任分担、社会共治,平衡好政府监管和市场机制的关系、政府本能机能与企业权利的关系、家庭与社会的关系、短时间效果和长效机制的关系,提高立法质量。

做好有机衔接

确定适用顺序

网络关系复杂,行为主体众多,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中的难题。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委员们纷纷支招。

“要注意特别法与一样平常法的衔接。”沈德咏委员认为,作为保障未成年人网络安全的专门立法,条例不可能穷尽所有内容,应当做好与《网络安全法》、正在拟定中的《小我私家信息保护法》,以及《刑法》和《民法典》有关内容的有机衔接,对一样平常法难以界定的问题,再考虑由特别法来进行规定。

对此,周汉华做了进一步说明。《网络安全法》已经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和小我私家信息保护作了相关规定,而拟定中的《小我私家信息保护法》也必然会对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小我私家信息确立全面的保护制度。“因此处置惩罚好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和小我私家信息保护这两个问题在《条例》中的定位,突出条例的重点,至关重要。既可以免立法重复交叉,也能够充分利用立法资源,解决网络环境下未成年人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

针对未成年人小我私家信息保护中涉及的年龄界限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建议,将未成年人小我私家信息需要监护人同意的年龄标准确定在14岁。“对未成年人小我私家信息的特殊保护的主要制度是收集未成年人小我私家信息的监护人同意制度。

《条例》已有类似规定,但一律确定为18岁,建议结合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所具有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细分。”

朱征夫介绍,5月25日即将生效的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第八条允许各成员国对未成年人小我私家信息需要监护人同意的年龄自行判断。韩国《小我私家信息保护法》规定的是收集14岁以下未成年人小我私家信息需经家长同意;对于14岁以上的未成年人,身心比较成熟,有权自行决定是不是同意他人收集其小我私家信息,而无需家长同意。我国5月1日已生效的国家推荐性技术标准《小我私家信息安全规范》的规定也是14岁。

需要多种法律规范予以调整,并确定适用先后的顺序,才能很好地引导行为,解决问题。委员们建议,按照民事法律规范调整优先的原则,在立法政策取向上,凡私法手段可以解决的,就不要采取公法手段;凡技术手段可以解决的,就尽可能不用行政手段;凡家庭可以或许发挥作用的,就尽可能不要企业、政府、社会来代替;凡企业可以或许做到的,就尽可能不要揽在政府身上。委员们透露表现,如果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立法所确定的制度,可以或许体现这样的政策取向和法律规范的适用顺序,这项立法就有可能会较好地处置惩罚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职责权限的设置装备摆设关系,使法律确定的制度、目标一致且相互协调,这样这个制度才能发挥好整体的功能。

不少委员还提出,要综合运用行政、民事、刑事法律手段,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从事刑事审判工作的全国政协委员李颖强调,运用刑法手段加大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严惩利用网络实施的有组织的拐卖儿童、

诈骗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违法犯罪行为。“随着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犯罪行为变得更加复杂、隐蔽和多样化,在传统的刑事手段打击之外,有必要进一步强化行政手段的保护力度,送审稿在这方面应有所加强。”她建议,进一步提高行政处罚数额,增加“没收违法所得、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限制从业”的罚则;进一步丰富行政执法手段,将警示约谈、定期巡查、联合惩戒、黑名单、信用管理等制度上升为行政执法手段,使之更加法定化和程序化。

曾担任过公安部副部长的全国政协委员陈智敏也透露表现要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侵害行为的依法打击。他透露,当前未成年人案件占整个涉网案件的10%左右,公安部网络安全部门去年直接侦办的案件是21万起,涉未成年人案件是2万起,而且每一年呈上升的态势。“建议在条款里要制定打击性条款,这样使条例更有针对性、操作性、有效性,也更有约束性和威慑力。”

落实牵头部门

构建监管体系体例

监管,是评论辩论过程当中委员们提到最多的词之一。

监管什么?网络信息和内容监管是核心。

未成年人接触的网络信息和内容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他们的身心健康。而最近几年来蓝鲸游戏、儿童邪典视频、网络直播、低俗短视频频发的乱象直接暴露了监管的漏洞。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团中央青少年权益部部长王锋建议,进一步明确“未成年人不适宜接触信息”的判断标准。他透露表现,《条例》第八条提出“不适宜未成年人接触信息”的表述,是一大亮点,可以在现有规定上进一步明确此类信息的判断标准,比如从脏话、冒犯用语、暴力血腥程度、衣着的裸露程度、福寿膏烟酒药物这些维度去判断,这样可以进一步明确监管标准,解决执法难题。“同时也要管住不良信息的传播源头,强化对违法违规企业的问责追责。”

谁来监管?王锋坦言,目前还存在各自为战、权责模糊的情况,监管难以形成合力。“监管部门有的管内容,有的管平台;有的管事前的备案审核,有的管事后的打击治理;有的可以或许发现问题,但是无权处置,有的可以执法,但是缺乏线索。”

委员们呼吁,尽快明确牵头部门,理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监管体系体例。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副主席张泽熙建议,明确网信部门作为监管牵头部门,国务院,教育、电信、公安、文化、卫生健康、市场监督管理、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做好相关工作。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设置装备摆设,深化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会商研判、线索移交、执法协同,真正把本能机能部门、群团组织、社会力量都有效结合起来。

全国政协委员彭静比较关注网络不良信息举报机制的建设。“举报是形成网络共同监管和社会共治的基石,共治又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最佳途径,应当在条例中细化,并在实践中可操作,达到便捷、高效、有力。”

彭静建议,设立建设统一举报平台,实现部门联动。“我们已经成立了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有效运行多年,可以以此为依托,设立建设全国统一的举报平台,要求相关互联网企业接入该平台,同时将负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职权的部门纳入其中,实现举报信息共享,设立建设举报联动机制。

如何确保监管有效?多位委员提到,针对政府部门怠于履职的情况,应当在送审稿中明确处罚措施。

张泽熙委员建议在送审稿中增加“检察与监督”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职责的,其上级机关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涉及刑事犯罪的,应交由司法机关处置惩罚。此外,可以设置一个专门的监督部门来监督各部门的履职情况。例如,网信办可以内设一个监督机构,如发现其他部门有怠于行使职权的情况,可先向其提出整改意见,如不履行,再向其上级提出整改建议。”

各方形成合力

实行社会共治

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家庭、企业、社会等主体各自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谁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如何围绕第一责任人履职来立法,成为委员们热议的焦点。“家长最了解孩子、最有条件管好孩子,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家长具有没有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全国政协委员、台盟中央常委江利平认为,家长是未成年人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但江利平也注意到,家长在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方面存在许多困惑和困难,比如缺乏科学有效的方法,有些家长疏于管教、有些家长想管但缺乏经验和办法、有些家长简单排斥互联网等。江利平认为,家长应主动学习网络知识、以健康网络使用品行和方法教育影响引导未成年人、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实施不良网络行为。同时,家长也应尊重未成年人的权利、在代为作出与网络有关的决定时应告知、听取孩子的意见等。还可参考国外的“强制报告”“剥夺监护权”制度,摒弃“清官难断家务事”观念,强化家长的角色和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张嘉极则认为,让家长承担第一责任不切实际,相对家长、政府等主体,互联网企业具有天然的技术、信息和行为优势,可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发挥主要作用,应承担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最重要的主体责任。“一方面,互联网企业作为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有义务为未成年人这样心智尚不成熟的特殊消费者提供‘绿色无污染’的网络产品。另外一方面,互联网企业作为技术手段的掌控者,还可从产品开发、内容审核、用户管理等各个环节消除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

全国政协委员、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严望佳也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最重要的责任主体是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要重视经由过程为网络信息服务者设定“规定动作”,让技术防护措施和配合行为规范发挥作用。

对此,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郭凯天特别很是认同。郭凯天介绍,2017年2月,腾讯公司推出“腾讯游戏成长守护平台”,为家长提供科学管理孩子上网及游戏时间的解决方案,协助家长对未成年子女的游戏账号进行健康引导。一年来覆盖用户近千万,活跃度达92%,得到家长普遍认可。

视点 | 守护未来:为未成年人筑起网络“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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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骆沙鸣指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是一个社会治理系统工程,需要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共建共治共享共赢。

他建议,“送审稿应明确共青团、妇联、科协和高校以及社会组织在教育引导未成年人正确价值观和帮扶救助受困受害未成年人的责任,提升相关技术监督、法律监督和社会监督的综合效益。”

尽管委员们在谈论主体责任时都有所侧重,但在观点碰撞中也形成了共识:明确各方责任,实行社会共治。

这样的共识,也是大家建议送审稿进一步修改完善的重点:明确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学校、家庭、行业组织、新闻媒体等各个主体的责任,充分发挥其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的作用,为未成年人筑起网络保护“防火墙”。

提高网络素养

共建明亮清明空间

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国内首套《青少年网络素养读本》在北京举行首发式,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积极反响。

建设明亮清明的网络空间,网络素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提高网络素养,变被动为主动,是对未成年人最好的保护。

“教会孩子们怎么去认识互联网,就像我们以前教会他们怎么去认识社会一样,社会上也存在一些不好的东西,在这种虚拟的网络平台,更要注意保护自己,这就是网络素养的问题。”王锋透露表现。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朝阳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邢吉华介绍,欧盟已将网络素养作为现代公民的基本素养之一,并明确界定网络

素养包括利用网络工具解决现实问题、保护小我私家及信息安全、处置惩罚网络信息、网络环境中交流合作以及网络平台上知识创新等五大能力。“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实践中不少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都是因各方主体的网络素养不足而产生。”邢吉华建议,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将网络素养的五大能力吸收到《条例》中。

他还建议将网络公德建设也作为倡导性条款写入条例。比如说小学生守则、村规民约,包括某些企业行业的道德规范,都可以把网络素养的要求纳入其中。

在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第十二中学校长李有毅看来,提高青少年网络素养,教育部门和学校责任重大,建议在送审稿中进一步明确教育部门和学校的义务。

“完善网络素养教育体系并纳入不同学段的教授教养内容;设立建设家长课堂,开展家长网络素养教育;设立建设教育主管部门与网信、文旅、公安等部门信息沟通、情况通报、联合处置制度。同时,中小学校还应当设立建设未成年人网络安全预警和报告制度,定期将发现的未成年人网络生活中的各种安全问题如网络成瘾、网络欺凌、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网络诈骗、网络反动和恐怖主义言论等上报教育行政部门,以便第一时间及时加以分析、疏浚沟通和解决。”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呼之欲出。委员们共同透露表现,在瞬息万变的网络时代,要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指导下,制定一部管用、实用、好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作者:杨灵 孙芸辉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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