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被驱赶的临时夫妻,才是一边活不下去,一边努力活着……

2017-12-27 17:00 来源:摘走网编辑整理

这对被驱赶的临时夫妻,才是一边活不下去,一边努力活着……

二十四号大街

文 |小乔

有一部中国纪录片,最近入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

这个电影节是纪录片界的奥斯卡。

片子叫《二十四号大街》,

主角是60岁的农民工老苏。

他和女朋友生活在杭州24号大街上的棚户区,

但因为拆迁,他们很快被驱逐,

当他们搬去城市更加边缘的地带,

却又再一次被驱赶。

于是,老苏决定回到贵州的农村老家,

却发现他已经回不去了......

青年导演潘志琪跟随着老苏,拍摄了7年。

潘志琪说,他很喜欢村上春树谈创作的那句话:

“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像老苏这样的人,就是这个社会的鸡蛋。

这对被驱赶的临时夫妻,才是一边活不下去,一边努力活着……

这就是24号大街,位于杭州下沙区。

2010年,潘志琪搬到了这里的一个新小区。他发现家附近有一条热闹的棚户区,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小商贩。

这些人普遍租不起房,就在工地附近搭了个临时的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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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棚户区,画风特别很是魔幻。

潘志琪也对棚户区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于是他拿着自己的开麦拉入手下手记录,跟着这些人一起经历了拆迁、搬去新家、回到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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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拍就是七年,总共累积了三四百个小时的素材,最终拍成了一部纪录片——《二十四号大街》。

这部纪录片入围了今年的阿姆斯特丹电影节(IDFA)长片竞赛单元,也是唯一入围的中国作品。

可能有些人对这个电影节还比较陌生,它相当于纪录片界的奥斯卡。所以可以或许入围,相当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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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跌荡放诞起伏的剧情片,《二十四号大街》里小人物的真实故事更加让人动容。

潘志琪说,他在24号大街上看到了中国小老百姓的创造力。这也是最初吸引他拍摄的缘故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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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原本没有街,聚集的人多了,也就成了一条街。他们在这里卖鞋、理发、开诊所、开餐馆……

棚户区的生活条件自然不好,下雨的时候,不仅街道又脏又乱,临时搭的房顶也会漏雨。

虽然贫穷,生活却不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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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善于因地制宜,把工地上废弃的木板拿走,做成桌子、椅子、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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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的时候,小卖部老板直接用工地的水泥把窗口封住,写上“春节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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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是老刘一家。他和妻子在棚户区开了一个小卖部。

老刘家有三个女儿。潘志琪很费解为何要生这么多小孩。后来他跟着老刘回家乡才知道,原来在他们老家有一个风俗——如果家里没有男孩儿,死了之后是进不了祖坟的。

潘志琪常常被这样的小细节打动。

他们来自农村,在城市漂泊,不断被驱逐,却又在夹缝中糊口生涯......

潘志琪原本只是想记录一条街道的群像,无意偶尔间却被一小我私家的故事吸引。

这人叫老苏,也是《二十四号大街》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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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苏今年60岁了,来自贵州安顺。他在24号大街上开了个小饭馆。

片子里,他常常茫然地站在街道上,伴随着工地上轰隆隆的机器声,不停地抽着烟,显得苍凉又渺小。

他去过很多地方,东北、新疆、云南,几乎全国所有的大城市都待过。哪里能淘金,他就会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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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做过包工头、建筑工人,也开过餐厅。

老苏曾经还是一个小学代课老师,闲下来的时候爱看看报纸,算是比较有文化。所以,他其实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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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暇之余,他喜欢带着自己的红色澡盆,躺在路边,用消防水来泡澡。老苏说,这是他的一种生活体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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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感情经历也挺“传奇”。他在老家是包办婚姻,和自己的妻子是没有感情的。

为了逃离这场婚姻,他入手下手衣锦还乡,在城市闯荡,遇到了一个同乡的女人,叫琴。

他们两人相依为命,流离失所,在城市一起漂泊了三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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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24号大街的棚户区面临拆迁。因为这里即将开发新的小区,据说还会建造五星级酒店。

听说这个消息之后,所有人都挺沮丧,但也只能默默接受,准备搬走。

老苏是唯逐个个站出来抗争的。他特别在意自己的糊口生涯权利。他觉得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难道在这里借用一下土地,搭个棚不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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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驱赶的前一天,他和棚户区的其他邻居一边喝酒,一边争吵。邻居说:“你在这里开小饭馆也没有营业执照,执法大队要你滚蛋,你就得滚蛋。”

老苏说:“这究竟是执法还是违法?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又不是难民。”

他想不通,自己当初为建造这片小区出了力,为何说赶走就赶走?

然而,依然没有人站在老苏这边和他一起抗争。

老苏居住的棚户区是违章建筑,必然会被清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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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中的挖掘机像巨型怪兽,瞬间把棚户区夷为平地,老苏和他的邻居们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荡然无存。

他们的命运就是,从一个棚户区搬去另外一个棚户区,然后,再度被驱赶。

他们不断迁移到城市的边缘,像一株糊口生涯能力极强的野草,无论被赶到哪里,都能顽强地活下去。

这些人从农村来到城市,住在棚户区、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却始终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这对被驱赶的临时夫妻,才是一边活不下去,一边努力活着……

2014年,老苏告诉潘志琪,他想要回到贵州老家。

老苏没想到的是,家乡也在修公路、修高铁,同样要面临拆迁。城市化已经从大城市转移到了偏远的山区。

而且,由于常年漂泊在外,他对土地已经感到陌生,无法回家种地了。他失去了基本的谋生技能。

同时,他也无法面对自己的原配妻子以及女儿。

家乡早就不属于他了。

这对被驱赶的临时夫妻,才是一边活不下去,一边努力活着……

他陷入茫然。如同千千千万个农民工,他们的尴尬在于,在城里无法立足,又回不到故土。

正如影片的一段介绍所说:

“曾经在推动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群体,到一定时候,他们已经跟不上发展的节奏,被这个时代甩出去了。”

影片的末尾,老苏最终还是回到了城市。当他再次来到24号大街,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已经高楼林立、改头换面。

这对被驱赶的临时夫妻,才是一边活不下去,一边努力活着……

有人说,拍纪录片的人都是善良的人,他们关注着最不起眼的人,为他们发声。

潘志琪说,他很喜欢村上春树谈创作的那句话:“以卵击石,在高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像老苏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就是属于这个社会的鸡蛋。

他们很少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二十四号大街》这样的作品,照亮了他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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