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奥波德和勒伯残杀少年事件的世纪审判

2017-12-18 21:00 来源:摘走网编辑整理

李奥波德和勒伯残杀少年事件的世纪审判

利维坦按:作为上世纪著名的杀人罪犯,李奥波德、勒伯两人成了后世许多心理学家、病理学家研究的案例。其后,他们的故事也被改编成多部小说、音乐剧、电影、电视剧。其中最经典的作品当属1948年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执导的电影《夺魂索》(Rope)。

说起李奥波德,也可谓天才了:19岁就已经通晓了15种语言(后来终其一生共学会27种语言),精通鸟类学,也研究数学、哲学,人们很难将这样的一小我私家和杀人凶手划上等号。当然,这个案件的特殊性也在于媒体关注的以下几点:同性伴侣,精英阶层,谋杀的艺术,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

和意外死于狱中的勒伯不同,李奥波德于33年铁窗生活生计后获得假释,此后他避居在波多黎各,还娶了当地一名经营花店的未亡人为妻,1971年心脏病发去世。李奥波德死后,将其器官捐赠,遗体供研究使用。

文/Simon Baatz

译/安德烈

校对/大药

原文/www.smithsonianmag.com/history/leopold-and-loebs-criminal-minds-996498/

本文基于创作共同协议(BY-NC),由安德烈在利维坦发布

李奥波德和勒伯残杀少年事件的世纪审判

纳森·李奥波德(Nathan Leopard)。图源:NY Daily News

纳森·李奥波德(Nathan Leopard)的心情特别很是糟糕。1923年11月10号的晚上,他驱车载着朋友和爱人理查德·勒伯(Richard Leob),从芝加哥出发去密歇根大学。这趟路总共要花6个小时,到达密歇根大学后,两小我私家准备把勒伯曾经待过的兄弟会Zeta Beta Tau(前身是一个犹太教兄弟会,20世纪中期去除宗教信仰限制)洗劫一空。结果事倍功半,他们只搞到了80美金零钱、几块手表、一些小刀和一台打字机。在回芝加哥的路上,李奥波德一直在发牢骚,吵个不停。他痛苦地抱怨着,他们的关系太一边倒了:自己总是加入勒伯的冒险,而勒伯总是似有若无地在和自己保持距离。

最终,勒伯向李奥波德再次保证自己感情的忠诚,安抚了他的抱怨。在他们继续沿着乡间小路向芝加哥开去的时候,勒伯入手下手评论辩论他想要实现完美犯罪的设法主意。他们一起犯下了几起盗窃罪,还纵过几场火,但他们的罪行都没有见报。勒伯想犯下一起让全芝加哥的人都评论辩论的罪案。还有什么比绑架、谋杀一个孩子更能引起轰动的呢?

如果他们可以向孩子的父母索要到赎金,那就更好了。既能获得赎金,又能成功逃脱抓捕是一项困难而复杂的任务。勒伯声称,绑架一个孩子是斗胆勇敢之举,并且没有人会知道绑架者究竟是谁。

李奥波德和勒伯在1920年的夏日相遇。这两个男孩都在芝加哥南部的一个纯犹太社区肯伍德长大。李奥波德是个杰出的学生,15岁时就已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他还以业余鸟类学家的身份小有名气,在美国本土鸟类学核心期刊《海雀》(The Auk)上发表了两篇论文。李奥波德来自一个富裕、有名望的家庭,父亲是一名精明的商人,除继承下来的航运公司外,还在铝罐和纸盒制造上捞到了第二桶金。1924年,李奥波德19岁,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法律;每一个人都认为李奥波德会有杰出、体面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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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勒伯。图源:NY Daily News

18岁的理查德·勒伯同样来自一个富有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美国第二大零售商西尔斯·罗伯克公司(Sears, Roebuck & Company)的副总裁,拥有约1000万美元的财产。勒伯家一共有4个男孩,他是第三子,14岁从预备高中毕业,同年被芝加哥大学录取。但他的大学经历其实不愉快。勒伯的同学都比他大几岁,在班里他只能获得中等成绩。大二结束时,他转到密歇根大学,在那里,他仍然是一个将更多时间花在大牌和读廉价小说的平庸学生。在安娜堡的岁月里,他成了酒鬼。尽管如此,他还是成功地从密歇根大学毕了业,1924年,勒伯回到芝加哥,继续在芝加哥大学里修习历史学的研究生课程。

1923年秋天,勒伯回到芝加哥后,这两个年轻人的友谊再续前弦。他们看起来没什么共同点——勒伯性非分特别向,喜欢社交;李奥波德冷漠厌世——但他们很快成了亲密的伙伴。李奥波德对勒伯了解越多,他就越喜欢这个男孩。勒伯有着难以想象的完美外表:身形瘦削但健美,高个子,一头金棕色的头发、幽默的眼睛和突然、让人着迷的微笑;并且他有着一种随和、开放的魅力。勒伯经常会沉迷于毫无目的并且具有破坏性的行为——偷车、纵火以及打破商店的橱窗——这些事都没有削弱李奥波德对勒伯的强烈热闹渴望。

勒伯热衷于玩危险的游戏,并且总是主动寻求更高的风险。破坏行为让他感触感染到强烈的兴奋。在冒险中有李奥波德这个忠实的伙伴也让勒伯感到愉悦;这个崇拜的他的伙伴强化了勒伯眼中自己犯罪大师的形象。李奥波德也是个惹人烦的自大狂。他有个令人讨厌的嗜好——吹嘘自己所为的成就——听他空洞、虚伪地吹嘘自己会说15种语言,大多数人很快就会感到厌烦。

李奥波德还对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哲学理论有一种乏味的痴迷。一谈起神秘的“超人”,李奥波德就停不下来了,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就是超人,游离于法律之外,超越了任何可能约束普通人行为的道德准则。李奥波德声称,对于超人来说,如果谋杀带给他快乐,那么这种行为同样是允许的。这种情况下,道德其实不适用。译者注:尼采认为上帝已死,要对统统传统道德文化进行重估,超人具有不同于传统的和流行的道德的一种全新的道德,是最能体现生命意志的人,是最具有旺盛创造力的人,是生活中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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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被告:纳森·李奥波德(左)及其爱人勒伯(右)承认自己仅仅是出于犯罪的兴奋感而绑架并杀害了鲍比·弗朗克斯。图源:Underwood&Underwood / Corbis

李奥波德不反对勒伯绑架孩子的计划。那个冬天,他们用了很长时间,待在一起评论辩论犯罪和计划的实施细节。他们决定将赎金定在1万美金,不过,怎么才能拿到这笔钱呢?经过几次三番的论证,他们想出了一个十拿九稳的计划:他们会引导受害者的父亲坐上开往芝加哥南的火车,当车在密歇根湖西部的高架轨道上时,把装着钱的包裹从车上扔下。他们则在桥下的车里等待;一旦赎金落地,他们就抄起包裹,逃离现场。

1924年5月21日的下战书,李奥波德和勒伯驾着租来的车缓慢地围着南芝加哥的街道行驶,寻找可能的受害者。在肯伍德附近行驶了2小时后,下战书5点,两人正准备将绑架行动推迟到另外一天。但是正当李奥波德沿着埃利斯大道向北开时,坐在后座的勒伯突然看到了他的表弟鲍比·弗朗克斯(Bobby Franks)正在马路对面向南走。勒伯知道,鲍比的爸爸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完全可以或许付得起赎金。他拍拍李奥波德的肩膀,示意他,受害者已经找到了。

李奥波德掉了个头,沿着埃利斯大街开,慢慢地追上鲍比。

“嘿,鲍比,”勒伯从车后座的窗户往外喊。男孩轻轻转过身,看到一辆威利斯-骑士(Willys-Knight,悍马厂家的前身Willys-Knight生产的汽车)停在路边,勒伯身子探向前,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你好啊,鲍比,我可以载你一程。”

男孩摇了摇头,“不用啦,我走回去就行。”

“快点上车,能不克不及跟我说说你昨天新买的网球拍怎样,我想买一个送给我哥哥。”

鲍比朝着车走过来,他就站在车边上,勒伯从开着的车窗内看着他。鲍比已经离车很近了,勒伯本可以抓住他然后把他拉进车里,但他继续和鲍比说话,希望能说服这个男孩自己爬进前排。

鲍比踏上了车侧边的踏板,前排的乘客车门开着,邀请他坐进来……然后鲍比突然自己滑进了前排座椅,挨着李奥波德。

勒伯用手指了指同伴,“你认识李奥波德吗?”

鲍比向旁边瞥了一眼,接着摇了摇头,“不认识。”

“不介意我们带着你绕着街区转转吧?”

“当然不。”鲍比在座位上转了个身;他冲着自己的表兄毫无戒备、天真无邪地咧嘴笑着,准备和他聊聊昨天比赛中赢得胜利的趣事。

车子在埃利斯大道上慢慢加速。当它驶经49号路时,勒伯摸索着旁边的座椅,寻找那把凿子。他们已经将钝的一头裹好了胶带用来当手柄。勒伯感觉到凿子就在他手里,并握紧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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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伯在车里将自己的表弟鲍比·弗朗克斯杀害,并且将尸体扔在了一个下水道排水口处。图源:Corbis

在第五十大道,李奥波德驾车左转。当车转标的目的时,鲍比的目光从勒伯身上移开,向车前方看了一眼。

勒伯越过座位,用左手从后面抓住男孩,捂住他的嘴防止大声喊叫,握住凿子用力地击打下去——凿子嵌进了男孩的后颅骨。勒伯再次用尽全力将凿子砸进了男孩的颅骨里——但是鲍比仿照照旧是无意识的。受害人已经在座位上转了半圈,脸面向勒伯,拼命举起手臂,似乎是保护自己免受打击。勒伯用凿子又敲了两下,但鲍比一直在挣扎。

第四次重击导致男孩的前额出现了一个大洞。伤口里的血流的到处都是,淌到座位上,溅落在李奥波德的裤子上和车上。

搞不理解理睬,勒伯心说,鲍比怎么还无意识。这四下能放倒他吗?

勒伯走下车,突然把鲍比从前座拉起来提溜到后座,把一条破布死命塞进鲍比的喉咙,要多使劲有多使劲,然后撕下一大块胶带封住他的嘴。

终于,男孩的呻吟和哭喊声消失了。勒伯松开了用力勒紧的手,鲍比从他的腿上滑下来,卧倒在他脚边。

李奥波德和勒伯原本计划着实施一场完美的犯罪,但是他们在芝加哥以南几英里的一个荒僻罕见的下水道排水口处置惩罚尸身时,李奥波德的眼镜从外套中滑出,掉在泥地里。回到市区后,李奥波德将勒索信扔进了邮筒;弗朗克家会在第二天早上8点收到它。第二天,一位路人发现了尸体并报了警。弗朗克的家人确认了受害人的身份就是14岁的鲍比。对于李奥波德和勒伯来说,完美的犯罪计划已经风声鹤唳,目下当今没时间多考虑设法拿回赎金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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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索赎金的信件。图源:Underwood&Underwood / C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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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现场发现了受害者的腰带。图源:C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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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发现场找到的李奥波德的眼镜(因为眼镜上那种昂贵的铰链装置,当时全芝加哥只有包括李奥波德在内的3人拥有,因此很容易破案)。图源:Corb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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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检察官罗伯特·克劳伊,1924年7月23日。图源:gettyimages

经由过程对李奥波德的眼镜的追踪,州检察官罗伯特·克劳伊(Robert Crowe)可以或许判定李奥波德和勒伯的作案嫌疑最大。

谋杀案发生的10天后,5月31日,两人均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向州检察官坦白并详细描述了杀害鲍比·弗朗克斯的详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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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很快顺着送到鲍比·弗朗克斯家的绑架勒索信查到了李奥波德的安德伍德打字机。图源:chicagology

克劳伊向媒体吹嘘,这将是“有史以来,大小陪审团遇到的情节最完整的案件”,而且被告们一定会被吊在绞刑架上。李奥波德和勒伯已经认罪,并向警方出示了证明他们犯罪的关键证物——用来写勒索信的打字机。

克劳伊很快意想到,审判将会引起轩然大波。纳森·李奥波德承认他们谋杀鲍比纯粹是为了从谋杀中获得兴奋和激动的体验。(“对知识的渴望是特别很是值得赞扬的,无论是不是可能会对他人造成极度的痛苦与创伤,”李奥波德对一名报纸媒体记者如是说。“一个6岁的男孩把苍蝇的翅膀拽下来是合理的,因为如果这么做,他就会知道苍蝇没有翅膀会很无助。”)两名被告的财富、智力水平、家族在芝加哥范围内的高声誉和杀人犯的无常本性——这些因素的结合让李奥波德和勒伯成为库克县历史上最引人关注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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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显示了李奥波德与勒伯供认的行凶路线。图源:chicagology

克劳伊还发现,他有机会将这起案子变成自己的政绩之一。他当时45岁,从1920年入手下手,他一直任刑事法庭的首席律师,已经拥有了辉煌的职业生活生计,同时,他也是库克县的州检察官。克劳伊是共和党的领先候选人,大有机会赢得明年芝加哥市长的选举。他如果能把李奥波德和勒伯因为对一个孩子犯下的罪行送上绞刑架,毫无疑问,将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切实其实,公众对于这场审判的兴趣不单单出于对案件可怖细节的的震惊。在过去的几年里,全美国都经历了公共道德的巨变。目下当今,妇女们可以剪短头发、抽烟、喝琴酒、穿短裙;性无处不在,年轻人们饥渴地利用着他们的新自由。以专注工作、自律和自我否定为中心的传统观念已经被崇尚自我放纵的文化取代。那么对保守人士来说,还有哪一件事比惨无人道的鲍比·弗朗克斯能更好地说明这种转变的危险所在呢?福音派传教士比利·桑代(Billy Sunday)在前往印第安纳州时途经芝加哥,曾警告信徒,这场谋杀多是“道德上的一塌糊涂,污染着我们中‘年轻的知识分子’。目下当今,嘲笑上帝在高等教育界成了时尚……早熟的大脑、淫秽的书籍、异教徒的思想——这统统都是这场谋杀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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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克拉伦斯·丹诺为二人谋杀14岁少年鲍比一案做出庭辩护。图源:NY Daily News

不过,克劳伊虽然有愤怒的民众支持,但他在法庭依旧面对着令人生畏的对手。凶手的家人为已经认罪的二人聘请了克拉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作为辩护律师。到1894年之前,作为一名聪明的演说家、精明的律师和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丹诺已经在库克县名声显著。一年之后,他成功为社会主义劳工领袖尤吉尼·戴博斯(Eugene Debs)辩护,驳斥了由一次罢工引发的,来自普尔曼豪华汽车公司(Pullman Palace Car Company)的阴谋指控,几乎成为全县最著名的律师。克劳伊也直接领教过丹诺的能力。1923年,丹诺在著名的共和党政客弗雷德·鲁丁(Fred Ludin)的腐败案庭审中羞辱过克劳伊。

就像克劳伊一样,丹诺知道,他也许可让李奥波德和勒伯一案成为自己的成就。丹诺一直在强烈地反对死刑;他认为,死刑是一种野蛮并且充满了复仇性质的刑罚,仅仅为了取悦暴民。本次案件的庭审会为他提供种说服美国公众的证据,让他们相信死刑本不该列入现代司法体系中。

20世纪早期新兴的科学观念对丹诺反对死刑的观点有了极大的启发。“科学和进化论告诉我们,人类是一种动物,是一种比其他动物略微高等一点点的动物;因此人类也在普适于宇宙大环境的自然法则的管控之下,”1915年,丹诺在《人人》(Everyman)杂志上发表了以上观点。他发现,动力神经病学(dynamic psychiatry)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或许证实自己的观点,这些研究成果强调了婴儿时期的性冲动和无意识冲动,并且否认人类可以自由选择及合理安排自身的行为。比起由自由意志支配,人类行为更像是童年经历在成年生活中的反馈和表达。因此,丹诺提出,如果个体的行为早已注定,他们怎么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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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从左至右:纳森·李奥波德,克拉伦斯·丹诺,理查德·勒伯。图源:chicagology

内分泌学——对于腺体系统的研究——是另外一种新型科学,似乎否定了个体责任的存在。当时已经有几项科学研究显示,某些激素分泌过量或不足对患者的身体和精会产生改变。腺体的活动会导致伴随生理症状的精神疾患。丹诺认为,犯罪是医学问题。法院应当在神经病理学的指导下放弃死刑,并且为犯人进行必要的医疗救治。

这样的论点对于克劳伊来说简直就是诅咒。还有哪一种鬼扯的哲学比丹诺的这种论调更能破坏社会和谐吗?芝加哥的犯罪率已经比以往高很多了,这个时候丹诺还要废除死刑。克劳伊认为,犯罪率的下降只能靠更严苛的法律程序。罪犯应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并且遭受刑罚完全是咎由自取。一场史诗级的法律之战即将拉开帷幕。

尽管如此,丹诺在法庭辩护策略上要承担特别很是大的压力。他要如何为自己的客户辩护?他不克不及辩称自己的客户是清白的,因为他们自己都已经亲口承认了犯罪过程,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州检察院存在胁迫或逼供的可能性。丹诺会经由过程证明二人有神经病来做无罪辩护吗?这样同样是一个进退维谷的困境,因为李奥波德和勒伯都意识清醒、表达连贯。在伊利诺伊州,法院承认具有效力的精神测试是能不克不及分辨对错的关键,从这个标准上来看,两名嫌疑人都是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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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新闻日报》头条。图源:国会藏书楼

1924年7月21日是李奥波德和勒伯杀人案的开庭日,约翰·卡维利(John Caverly)法官示意双方律师提出动议。丹诺要求法官制定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裁定被告的精神是不是正常。裁定的结果可能会让审判变得没有必要:如果委员会判定李奥波德和勒伯切实其实疯了,卡维利可使用自己的主动权,将二人送进神经病院。

辩方也有可能要求法庭分别传讯每一名被告。然而,丹诺已经向法庭阐述了他的观念,那就是这场杀戮是两名被告相互影响对方的结果。因此,辩方也没有露出要求分隔隔离分散传讯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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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者日报社关于审判的头条新闻。图源:国会藏书楼

丹诺也不太可能要求法官将庭审日延迟到原定日期(8月4日)之后。卡维利担任刑事法庭大法官的任期将在8月底到期。如果被告要求继续上诉,新任大法官雅各布·霍普金斯(Jacob Hopkins)可能会指派另外一名法官来审理此案。但是卡维利是当时听审案件的法官中思想最为自由的一名;他从来没有主动判处被告死刑;而对于辩方来说,请求庭审延期意味着可能会将卡维利扔下,这样的策略是愚蠢的。

丹诺还可能会提出一项动议:将这一案件从库克县刑事法庭上移走。绑架事件刚发生不久,李奥波德就驾着租来的车辆横穿洲际公路,来到了印第安纳州的辖区内。也许鲍比死在了伊利诺伊州以外的地方,因此,谋杀案并没有发生在库克县的管辖范围内。但是丹诺已经声明,他不会要求改换法庭,在任何情况下,克劳伊仍然可以或许以绑架罪指控李奥波德和勒伯,并有希望能让送他们上绞刑架。

丹诺没有选择以上这些策略中的任何一个。9年前,在另外一起不是特别著名的案件中,丹诺曾经为罗素·帕西克(Russell Pethick)辩护,这名嫌犯被指控谋杀一名27岁的主妇和她未成年的孩子,而他成功使法庭因为被告的精神疾病给他减了刑。目下当今,他会在纳森·李奥波德和理查德·勒伯的案件中再次使用同样的策略。他向卡维利陈述,自己的客户切实其实谋杀了鲍比·弗朗克斯,但是他希望法庭在定罪时考虑三个减刑因素:两名被告的年龄、认罪态度和精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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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奥波德(下)和勒伯的入狱照。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这是一步明智的好棋。经由过程让犯人认罪,丹诺避免了陪审团的裁决。卡维利目下当今可以主持一场听证会来决定刑罚——轻至14年监禁,重至死刑。很明显,对于丹诺来说,在一位法官面前辩论要比对着12名容易被社会舆论和克劳伊的煽动性言论影响的陪审员辩论要有利得多。

丹诺已经扭转了庭辩的标的目的,他不用再为了让李奥波德和勒伯免于死刑辩称两人精神错乱了。目下当今,他只需要说服法官,两人在精神上是病态的——一种医学状况,完全不与精神错乱等同,也没有什么共性——以此来减少他们的刑罚。只需要将绞刑减轻至无期徒刑,丹诺就算赢得这场官司了。

因此,1924年7月到8月期间,精神科医生展示了他们的诊断证据。美国神经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主席威廉姆·阿兰森·怀特(William Alanson White)向法庭陈述,李奥波德和勒伯两人都在儿时因为家庭教师经历过精神创伤。勒伯长在一个严苛的家庭环境中,为了逃脱惩罚,除向家人撒谎,没有别的选择。因此,至少在怀特证词成立的前提下,他已经被迫走向了犯罪的道路。“他认为自己拥有本世纪最伟大的罪犯头脑,”怀特做出论证,“控制着一个听他调遣的大型犯罪团伙;甚至有时他想象自己卧床不起,但因为他优秀而聪慧的头脑……以至阴间的鬼怪也会找到他、询问他的意见、听他的指导。”李奥波德同样受到过创伤,在很小的时候就和自己的家庭教师有着不正当的性关系。

其他的神经病学专家——《小我私家犯罪》(The IndividualDelinquent)的作者、纽约研究生院和医学院(New York Postgraduate)的神经病学教授威廉姆·希尔里(William Healy)——证实了两个男孩的幻想生活都生动而又丰富。李奥波德把自己看作一个强壮有力的奴隶,在主人的支持下,单打独斗去解决争端。每一种幻想之间彼此交织。勒伯在实现自己成为犯罪集团首脑的幻想的过程当中,需要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寻找一个观众,并且欣然招募了李奥波德这个何乐不为的参与者。李奥波德需要扮演一个强大君主的奴隶——有谁比勒伯更能当他的王呢?

克劳伊同样为了起诉聘请了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这些人中有来自美国神经医学协会(Americ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的主席休·帕特里克(Hugh Patrick)、《精神错乱与法律:论法医神经病学》(Insanity and the Law: A Treatise on Forensic Psychiatry)的作者威廉姆·克罗(William· Krohn)和哈罗德·辛格(Harold Singer)以及西北京大学学精神疾病和医学法理学教授阿齐博德·彻尔驰(Archibald Church)。这4名专家都论证,李奥波德和勒伯没有任何精神错乱的迹象。在两人被捕后不久,州检察院就对其进行了相应检查。克罗的证言中说,“(他们)没有视力缺陷,没有听力缺陷,没有证据表明任何一种感官活动存在缺陷。两人的步伐、站姿都很正常,也没有发生战栗,说明他们的脑神经没有缺陷。”

这两组神经病专家——一组为了控方州政府,一组为了辩方罪犯和律师——得出的结论相互矛盾。观察迟疑者们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方其实代表着神经病医学的两个分支,因此,也是分别从不同的路径得到判定的。州政府请来的专家证人,所有的神经医学家,都没发现任何迹象表明,犯人大脑皮层和神经中枢系统遭受过生理上的创伤或感染。因此,精神科专家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罪犯没有精神疾病。

为辩方作证的精神科专家——怀特、格列柯和希尔里——根据他们对神经病病理的理解、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同样可以有认定被告无罪的理由。被告在童年时期遭受过精神创伤这种创伤损害了两小我私家的完整的脑部功能,致使两人出现补偿性幻想,而补偿性幻想则是导致谋杀的直接缘故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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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鲍比的父亲(右)是一名百万富翁,也是勒伯的远房表亲。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然而,大多数的媒体时事评论员对于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学认知理论的巨大差异一窍不通。究竟结果,每一名专家证人都对外声称自己是神经病医生;并且每一个人都同意,这切实其实是精神科学史上暗无天日的一天,因为本行业的领军人物都站在法庭上说着相互矛盾的证词。如果一个国家年高德劭的人在共同诊断一例病案时无法达成一致,那么神经病学的判断还有什么价值呢?或者说每一组专家都只说了律师们需要他们说的话——肯定是事先给过钱打点好的。

《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这种矛盾就是玷污了整个行业的毒瘤,而这篇社论,只不过是当时千千万万类似论调的社论之一。在听证会上,这些专家是“与曾经的精神科学专家同样权势巨子”,然而,他们却在同样的事实面前,“对两名犯人过去和目下当今的情况给出了完全相反和互相矛盾的结论……他们不是为了真相本身而寻找真相,也没有对结果保持中立,他们是在支持,并且有人希望他们可以或许支持一个预先设定的结论。”社论的作者悲哀地总结道,“主审法官正在从这些人难以令人信服的言论中获取帮助他定罪的信息点。”

1924年9月10日上午9点30分,卡维利准备对犯人宣读判决。最后一天的听证会将经由过程WGN电台进行现场直播,全市范围内,芝加哥人成群聚在一起,在收音机旁收听结果。芝加哥这个大都市暂时告别了早晨的闹热热烈繁华,所有人都在等待着判决结果的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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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奥波德和勒伯在庭审现场。图源:Spartacus Educational

卡维利的判决很简短。在定罪量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刻意关注认罪情节。通常情况下,如果认罪行为可以节省公诉方进行有罪推定的时间和麻烦,那么法院就会考虑为犯人适度减刑,但这种惯例其实不适用于本案。

神经病学的证据同样没有放在减刑的考量范围内。卡维利说,“被告从本质上就已经有反常态的施展阐发……对两人的生活历程和精神、情绪和道德状况现状进行精细的分析……法院强烈认为,对其他被指控犯罪的人进行类似的分析可能会呈现相似或不同的结果……因此,法庭对于本案中不受神经病因素影响的裁定透露表现认可。”

纳森·李奥波德和理查德·勒伯在犯案时已经分别是19周岁和18周岁了。他们的年龄是减刑的因素之一么?控方律师在总结陈述中强调,在库克县,许多年龄相仿的杀人犯都已经被处决;并且这些人中,没有任何人像李奥波德和勒伯一样,进行深图远虑和周密部署之后缜密地实施犯罪行为。克劳伊控诉到,考虑到他们同龄的杀人犯都被处以绞刑,有一些甚至未满18岁,免除犯人死刑的做法是无法被接受的李奥波德。

但是,卡维利最后决定,因为被告的年龄而不合错误两人处以极刑。最终,他以谋杀罪判处两位被告分别为99年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卡维利说,“法庭认为,在自己的辖区内,不应当对还没有完全成年的人处以死刑。这一决定符合世界各地刑法司法的进步,也符合开明人性的要求。

这一判决标志着被告方的胜利,州检察院的失败。警卫允许李奥波德和勒伯在被关押回牢房之前与丹诺握手。24名记者蜂拥而上,围在被告席四周,想听到丹诺对于判决的回响反映。然而即使是在这个“胜利时刻”,丹诺仍然不寒而栗地让自己显得不像个得胜者:“好吧,这正是我们要求的,但……真的太艰难了,”他将落在前额的一绺头发拨到后面,“这比死刑更能起到惩戒的作用。

克劳伊则对法官的判决特别很是愤怒。在对媒体的声明中,他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应该去谴责谁:“州检察院完全履行了自己的求全谴责。检察院对法庭的判决不负任何责任。判决结果由法官独自负责。”然而,克劳伊的奴逻当天晚上晚些时候主动出目下当今了公众的视野里,他发表了另外一份更具煽动性的声明:“(李奥波德和勒伯)有着不道德的名声……是最恶劣的那种堕落……证据表明,两名被告都是无神论者,并且是尼采哲学理论的忠实追随者……他们凌驾于律法之上,不论是宗教的律法还是人间的法律……他们没有被处死对于整个社区的福祉来说,都是极大的不幸。

至于纳森·李奥波德和理查德·勒伯,他们的命运即将各奔前程。1936年,在斯泰茨维尔监狱,詹姆斯·戴(James Day),一位因特大盗窃罪被判入狱的囚犯,在浴室里刺杀了勒伯。尽管监狱中的医生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没过多久,勒伯就因伤去世,享年30岁。

李奥波德在监狱中服刑33年,1958年获得假释。在假释听证会上,他被审查官员问及,是不是知晓所有的外界媒体都想采访他。已经有传言说,哥伦比亚广告公司的记者艾德·莫罗(Ed Murrow)想将李奥波德请到自己的电视节目“目下当今请看(See It Now)”。李奥波德则回应说:“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出目下当今任何的演说、电视和广播栏目里。”这位曾经认为自己是超人的谋杀犯说,“如果我足够幸运可以或许重获自由,我唯一想要的就是努力变成一个谦逊的小人物。

被释放后,李奥波德搬到了波多黎各,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在波多黎各大学攻读社会工作方面的学位,撰写了关于岛上鸟类研究的学术专著,1961年,与一名巴尔的摩医生的遗孀特鲁迪·加西亚·德·克维多(Trudi Garcia de Quevedo)成婚。上世纪60年代,李奥波德最终被准许回到芝加哥。他经常回到城区里,探望老朋友,到大学附近的南侧社区看看,在他父母和两个兄弟的墓前献上鲜花。

1924年的那个夏天,发生在库克县刑事法庭6楼的闷热审判庭中的这件事情已经十分遥远——李奥波德是其中最后一个在世的人。这一罪案成了传奇;整个过程已经成为芝加哥的城市历史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1971年8月29日,66岁的纳森·李奥波德在波多黎各因心脏病发生发火去世。报纸称这场谋杀为“世纪大案”,整个事件如此地难以明确,如此令人震惊,永远不会被世人遗忘。

李奥波德和勒伯残杀少年事件的世纪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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