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的一封来信】改革先从“大部制”与“扁平化”谈起

2017-12-18 21:00 来源:摘走网编辑整理

投将

我是投将,国民投资服务社区,跟着我一起看视频,学投资、玩股票、炒外汇、学理财、赚大钱,只做最有价值的事。

【贾康的一封来信】改革先从“大部制”与“扁平化”谈起

【编者案】

2017年12月14日15点,贾康老师如约将《2017-2018投将年鉴:中国经济领行人“话”形势》中的2018中国经济展望寄语邮来,在编者的邮箱中忽然出现贾康老师的一封信,名为《中国政府部门改革:“大部制”与“扁平化”的探讨(贾康)》 ,编者未作删减,全文发布如下,希望每一名读者都能看得详实、懂得其中。

【贾康的一封来信】改革先从“大部制”与“扁平化”谈起
贾康老师的一封邮件

【贾康的一封来信】改革先从“大部制”与“扁平化”谈起

一、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中,政府部门架构需有伤筋动骨、洗心革面式的改造,关键词是“大部制”与“扁平化”。

这将是以合理、充分的精简机构、减少层级相结合来配合政府本能机能转换,形成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制度建设,可显著降低行政成本、提升行政效率,从而提升政府公信力与合法性,增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这也构成体系体例内公职人员充分合理加薪的一大前提。

关于中国政府部门改革,我认为在提炼改革内容方面应强调就是这两个概念:“大部制”、“扁平化”。中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这些年的攻坚克难小心翼翼、困难重重。我始终认为中国政府部门的架构需要有一种洗心革面、至少是伤筋动骨的改造,这方面“大部制”已经研讨多年,“扁平化”在中央过去文件里实际上也是早已经作出要求的取向。“大部制”和“扁平化”合在一起,要让政府的架构符合精简、高效原则,减少信息不合错误称,产生降低行政成本等等这样的正面效应,来配合政府本能机能转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在市场资源设置装备摆设中决定性作用后面,紧跟着要求的“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是迫切需要制度建设的,我理解目下当今所说到的政府部门架构的洗心革面式的改造,实际上是中国完成改革决定性任务、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来提供有效制度供给方面绕不过去的坎。

大家都意想到实际生活中行政成本高、行政效率低,而且政府的公信力、自然法意义上的合法性方面方面受到了挑战等等问题。为了增进公共利益,即理论上所说的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制度建设是根本的层面。

如果从中国生活中的现实矛盾来说,体系体例内的几千万人中,公务员不到一千万,但是参公和实际上按照公务员体系来加以管理的体系体例内人员,至少是四千万左右,有好几千万人的行政事业单位,施加了大体与行政体系一样的管理划定规矩的体系体例内人员。此外还有离退休人员、还有军队武警等等,加在一起的数量就更大。

这些体系体例内的公职人员,大多面临特别很是纠结的情况——多少年前在京城就碰到了一个现实问题,王QS同志当北京市市长的时候,下决心学南边广东等地,把北京市所有机关的薪酬来一个“阳光化”:“3581”。“3581”在北京的推行,是指工资最高档在市级,大约1万块钱一个月,司局级8千,处级5千,科员3千,其他八门五花暗中的东西完整绝对拿掉。北京市做下来以后,据说法院检察院的实际水平是下降的,另外一些单位的实际水平上升,还有约50%是不变的,大概是这么一个交代。这个在广东、长三角一些地方先做了以后北京跟上做的事情,合理不合理?听着当然合理。这使体系体例内人员的待遇体现了符合于大概公平取向的调整和改进。但同时矛盾就来了:在京城还有中央机关人员,中央机关跟北京市机关的生活环境、物价环境没有什么区别,那中央机关这些人的工资改不改,怎么改?矛盾特别很是突出。当时财政部的部长金RQ同志在全部大会上说了,这个事情大家要想理解理睬,财政部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财政部自己,财政部如果想调整自己的人员待遇,首先要考虑中央机关敢不敢动,中央机关如果敢动,首先就要考虑全国所有类似体系体例内的人员,他们的待遇敢不敢动?没有任何办法,眼睁睁看着北京“3581”,这边就没有办法,中央机关学不成“3581”。到近几年,虽然有工资的向上调整,但是中央机关的干部实际收入可能比北京市还是差一大块,司局级北京市如果是8,这边也就是4或者5。大家掂量掂量,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央机关的司局级人员,他周末马马虎虎敢上街吗?带着家里人上两趟街,工资就用光了,怎么过日子,怎么过体面生活?

接着就得追问,为何这些年来公职人员要加薪始终就不敢动?我观察,我国综合国力已提升了,不是绝对没有加薪的可能财力,就是觉得向社会不好交代。如果义正词严地给体系体例内人员加薪,前边应有本应做起来很漂亮的事情,就是实行“大部制”“扁平化”改革,像模像样的方案公之于世,还可以征求社会意见大家评论辩论,政府机构瘦身、消肿之后,本能机能怎么优化,跟社会说清楚——比如部门本能机能将聚焦在规划、政策设计和优化,必要的审批将收缩到最低限度。有了这样的改革,政府公信力切实其实立应该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以给体系体例内工作人员薪酬水平提到与社会平均工资相比中等偏上的水平,而且还可以结合香港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行政体系已有的经验,配上在住宅、养老、退休待遇方面的优惠,但同时有特别很是清晰的约束:如果在职业生活生计里出现违规,以后所有预期的待遇一风吹了。这是较好的改革所应该达到的目标:既提高了整个行政系统的效率,又降低了行政成本,还体现了对体系体例内的人文关怀,阳光化地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待遇。所以大部制、扁平化改革这是一个大前提。

二、大部制在标的目的上和原则上早已得到确认,但十余年来只走出一点儿“小碎步”,实质性的推进方面步履维艰,是属于“拆香火”的“冲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啃硬骨头之举。

现实生活中,有机构有香火的公权单位,最看重的是审批权、派生的有设费收费权和设租聚租权。企业的感触感染是:收费仍不可偻指算(如娃哈哈等案例)。试问:能在中国设想把发改委和财政部合并而成一个“发财部”吗?(PPP创新,会由此从两个主管部门变为一个)显然难上加难。但国际经验都显示此为大标的目的(试看美、法、韩)。其他涉及多部门的大部制改革方案设想,网上也早有多轮评论辩论。

为具备前述的大前提,要做的事情上,“大部制”是一个特别很是重要的改革标的目的。现实生活中,标的目的和原则早早已经确认了,应是横跨三届政府了,为何十多年来只走了一点儿小碎步、小花步,没有太大的实质性的进展?国务院领导也提到了,那是拆人家香火的事。这也是总书记说了多次的冲破利益固化藩篱、啃硬骨头的事中的一个典型。实际上这些公权单位他们最看中的就是审批权,这是他们的命脉。由审批权派生出来的就是种种收费权,还有“设租聚租”权。

目下当今企业感触感染的负担沉重,一会儿容易说到税的概念上,实际上很多是税外的。对于税外很多的收入,首先可说说行政性收费。在曹DW发了一番议论以后,大家热议,哇哈哈的宗QH坐不住了,说他们哇哈哈集团统计了一下要交纳500多项行政性收费。接下来是财政部跟发改委坐不住了,派了工作组专门去核,核完说这里面有一些重复较量争论,大项下面的小项都算上了,那么合并了以后,也还有300多项,这也算不可偻指算了。不敢说其他的经济体没有这样的收费,但我敢说全球稍带一点现代化特征的经济体里,绝不可能有中国这样的情况:一个企业面临300多项大大小小的行政性收费。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有的项目钱不多,但这还要投入精力,还有扯皮,还要打点。在中国要让企业的负担减轻,就应在减正税作出努力的同时,还要降行政性收费,该取消的取消,该降低的降低。此外还要考虑降五险一金——这又涉及社保体系“啃硬骨头”。

此外,还要减轻隐形的企业负担,可举个例子:前些年调研的时候我接触到一个小企业主,他在开办环节上要盖好几十个章(这已经是有所改革以后,从原来要盖一二百个降下来不到一百个章了),每一个章都特别很是重要不可缺少,其中他碰到了消防章的问题,消防部门如果不盖章,他的生产车间、办公场所都不克不及用,一用就违法。(我知道像财科所办公楼里面,消防部门找上门来以后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就是很厉害的。当然他还做不到一会儿就不让财科所办公,但对企业来说真的就是不克不及运转)。消防章怎么盖?他接触多次怎么交涉都不行,这个章始终盖不下来,特别很是着急。接着有一小我私家出现了,说给你指条路,你可以出6万块钱请一个中介公司这个事情就可以摆平了。他说当时我不敢发生发火,目下当今跟你们说这个事情,我的感触感染就是想跳着脚骂人,你们政府的税收负担如此之重,压得我们企业喘不过气来,我开办费总共就100多万,一个章就要我6万块钱,我怎么活?我当时回答说,这个问题和税收一点关系都没有,跟大家通常抨击的行政性收费其实也没有关系,这事看着就是公权行使环节上“设一个局”的任性妄为、变相索贿。这是需要经由过程配套改革整顿吏治才能解决的问题。

这两年风声紧了,这种事情可能不像前几年做得那么过分了,但新的苦恼又来了,目下当今企业去政府办事,你送礼他不敢收,也不和你吃饭,但你的事就是不办,拖着也不得了啊,拖着也是企业的隐形负担,能拖死它。企业感触感染的负担问题,要真正解决,与前面的审批权林立问题有直接的关系。审批权应该尽量少,而审批权尽量减少所需的制度性大框架,就是政府机构尽量精简。接着就要评论辩论,在中国精简政府机构,网上大家可以看到林林总总的方案设计,跟发改委还有关(有新莫干山会议上评论辩论的情况,网上也捅出去了,大家调侃地说,可以在中国设想把发改委和财政部合并成一个“发财部”吗?这看起来是一点儿门都没有的事情,两个主管部门合在一起?)。

但是从国际经验上来看,人家可是做得一点都不含糊。很多年前,大同小异已都是这么做的。法国算是市场经济国家里中央集中集权倾向比较鲜明的经济体,法国的财政部据说有几万人办公,但人家叫做经济、产业与财政部,人家是真的“大部制”。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去韩国访问,到韩国找财政部交流,人家财政部叫规划与财政部,即已有了“大部制”改革。当时在韩国已经出现了经济起飞的明显势头,GDP增长率很高,但同时社会矛盾也凸显出来了,街头上不断出现群体事件,光州事件是流了血的,后来学生上街声势浩大,工人也闹罢工跟着来游行。韩国人怎么对付?军警上街打催泪弹。接待我们的人讲,因此我们韩国形成了世界上最高水平的催泪弹生产工艺。我们在楼里面跟人家规划与财政部的官员交流情况,听到街上有动静,会完了以后出去,街上已经没有人,听说刚刚驱散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催泪弹打了,烟也已经飘散完了,但是闻得到味,闻着留下的味,我们当时领教了,所有人都是满脸鼻涕眼泪,再有什么坚强革命意志都免谈,就是得“跑头鼠窜”。我回味这些:韩国面对着社会矛盾,当时也是要推进改革,也要追求经济的超常规发展,还要化解它的社会矛盾凸显压力,依靠这种体式格局做到的是什么?无非就是靠催泪弹的体式格局达到基本不流血。这些到了中国的实际生活中间,我们的套路就不一样了,我们不允许出现这种群体事件,讲稳定名列前茅,不惜工本要截访、严防。但是我们自己在改革方面,好几十年过去了,比照下来人家韩国、法国早早做到的“大部制”,我们目下当今还基本没有影子!这是我们改革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说了那么多改革是最大红利之所在,但现实生活中怎么过这个坎?

三、扁平化包括财政省直管县及其逻辑内含的向行政省直管县的推进,中央文件早已明确,但也是步履维艰,2012年财政部明确要求除民族地区外全覆盖之后,进展有限。

农村税费改革后的“乡财县管”加上浙江经验的“省直管县”,可首先把实体财政层级由五级变三级,配合省以下分税制由无解变有解的变革,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全局。与之呼应要稳妥处置惩罚:1.行政层级扁平化在财政省直管县后的跟进;2.必要的“县改区”的处置惩罚;3.适当划小特大省,增加总的省级行政区数量。

“扁平化”取向首先是在财政体系体例上,现实逼出了一个客观需要,即推广浙江经验实行省直管县。以后中央的文件在肯定财政省直管县后面又特别强调了有条件的地方都可以实行省直管县的改革,指的是行政的省直管县。有了这些文件以后,我们了解到虽然中央的意图很明确,但是真正在财政省直管县后面配上行政省直管县的,全国只有广东在顺德做过一项理解理睬规定的试点,以后也大名鼎鼎了。

财政的省直管县,是在谢旭人部长任上明确下文推到了2012年全国除民族地区之外全覆盖的要求,但这个全覆盖,我理解是有了各个省里的试点,也就算是覆盖了,真正能做的都做,目下当今还没有达到这个状态。最近几年对这公开评论辩论不多,实际的推进也有限。

省直管县再加上农村税费改革以后的乡财县管,实际上是把财政的实体层级从5级变3级,即中央、省、市县。这五级变三级看起来是技术性调整,是减少层级的精简,但实际上它的意义特别很是重大,是使1994年财税体系体例改革这个框架可以或许有可持续性,解决与市场经济匹配的以分税制为根蒂根基的分级财政在中国真正于省以下落实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因为1994年实行分税制时,还来不及处置惩罚省以下体系体例怎么办,希望以后可以或许在试验过程当中间,中国走出一个五级分税制的路(省以下是四级,加上中央共五级)。全球看过去,没有一个五级分税的先例,中国走了一段时间以后,也能够看得很清楚,五级分税此路不通,无解。总共就不到20种税,5个层级间怎么分?乡镇这一级在有了朱RJ同志指导的农村税费改革后,已看清楚了,大量农业为主区域的乡镇一级,已经产生不了什么收入,农业税取消了,其他林林总总的提留完整绝对不许开征——我专门考察过,比如合肥旁边有一个乡,其中心街道上也有些经营场所,但是乡财政所说,这些都没有达到小企业简略单纯增收办法的起征点,整个乡就没有任何财政收入来源。所以无法想象在这种地方配金库,也无法真正按照把乡镇财政做成一级实体层级的标的目的进一步推乡镇财政制度建设。因此搞乡财县管、就是把乡镇看成县级预算下管的一个预算单位,已经在全国农村税负改革以后,把这个事做到位了。剩下的,就是市和县这两个平台有无可能归并在一起。

浙江经验就是多少年来风风雨雨,始终强调:市县可以行政不同级但是财政应该同级,减少一个财政层级以后,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而且正好对接上了目下当今所说的搞市场经济的分税制从中央到省再到下面基层,怎么理顺这套体系体例来加以落实的问题。如果五级变成三级,原来的无解马上变成有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自己摸索经验之后可以总结:五级变成三级框架下,进而真正理顺中央、地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关系,给各级政府事权后面再配好税基,解决分税制在省以下落地的改革攻坚任务。一级政权跟着要有一级事权,再要有一级财权——财权最关键的是配税基,税基是基本解决了“钱从哪里来”,跟着再解决“用到哪里去”、“怎么用”,这就是预算。政权、事权、财权、税基、预算理顺了,中央所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落到可操作的支出科目上,体现政府本能机能的合理化。当然在后面还有各级产权、举债权和中央、省两级转移支付支持的制度建设问题,都要安排好,使整个财政体系体例最后达到这样的境界:无论是发达还是欠发达地方的地方政府,都能拿到必要的财力以履行其应该履行的本能机能。如果说到极端,在可可西里三江源那个区域,地区政府不可能有收入,但是在那个地广人稀的地方,还得组织与承担地方政府要做的事情,对少数当地居民要有公共服务,还有接待别的地方来的旅游、地质勘探人员,以及与国际接轨的有偿狩猎者等等。这个地方的政府本能机能的履行钱从哪来?就是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还有横向的转移支付、生态补偿等等,都可以探索。为达到这种境界所要求的行政层级的“扁平化”,可以从容地来,但首先是要把财政的省直管县、财政层级的“扁平化”,进一步明确做到位。

如果把这个事情做好,当然实际生活里就得比较小心地去处置惩罚与市带有一体化特征的市旁边的县的问题,依过去已有的经验,就是县改区,即市、县已真正一体化的地方,就不纳入省直管县的范围之内:比如萧山一直是全国百强县,后来萧山变成杭州的区,就没有省直管县的问题了,以此承认一体化达成的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当然,原来的两级、两大套干部并成一级、一套干部,顺心不顺心的事情,就得精心处置惩罚。

还有人说到,如果是实行“扁平化”,那么中国特别大的省应该划小——从政治学角度来说这有道理,但这个问题急不得,可以从容评论辩论,最关键的是怎么把改革标的目的进一步确认后,择机逐步推行。

四、“新时代”两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愿景与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反复考察的现实生活的“问题导向”,都在呼唤配套改革中大部制与扁平化改革的实质性推进,需创造条件,把握机遇,在积极审慎的实施方案之下渐进实现。

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有啃硬骨头的明显特点,最近几年在公共场所已经听不到这方面的评论辩论。但是19大之后走向新时代,经新的“两步走”实现现代化,已时不再来。中央要求2020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种决定性成果旁边,必须匹配行政架构的改革。我小我私家认为,无法回避洗心革面、至少是伤筋动骨式地把“大部制”和“扁平化”合在一起的改革,有待实质性推进。

新时代的目标导向已明确,就是19大给出指导的新的“两步走”。与之结合的问题导向下,目下当今很难设想,不把这里说的行政架构洗心革面的改革这个硬骨头啃下来,中国可以或许形成新的发展后劲而一路达到实现建成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实际生活中需有改革的决心、勇气,还需有尽量周到的规划设计、创造条件、把握机遇,在积极审慎的实施方案之下,渐进实现。我觉得在19大之后,按照惯例还会有不长时间要召开的三中全会,依过去的经验就是转过年头来的秋季,希望新的三中全会文件,可以或许对这样至关重要的改革给出权势巨子性的指导。我们各个方面,也应该积极评论辩论并提出可能的建设性的意见。

(本文来自《投将专栏:贾康的一封来信》转载请注明出处)

【贾康的一封来信】改革先从“大部制”与“扁平化”谈起

贾康寄语致《2017-2018投将年鉴:中国经济领行人“话”形势》

附《世界减税潮背景下的中国方案》全文:

近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公布减税方案,有媒体称这将掀起世界范围的减税潮,人们也在关注这一举措对中国可能形成的“竞争”影响乃至“冲击”,一时众口一词。我们的基本看法简述如下。

一、减税是中国和美国的共同选项,并都有原已积累的理性认识和经验

美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有所称“里根经济学”指导的减税实践;中国也是从改革开放入手下手,就在力行“减税让利,搞活企业”的方略。两国在减税方面均已积累了相关经验,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当下,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需要继续加以消除的背景下,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要兑现其“大规模减税”的竞选承诺,中国要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减税,这是两大经济体在税收取向上的共性施展阐发。作为共同的选项,其内含的学理支撑因素也是一致的:需要以减税进一步降低市场主体的实际负担,在供给侧激发微观层面创业、创新的潜力与活力。

“拉弗曲线”运用定量研究的曲线体式格局,至少在原理上定性地表清楚明了一个最佳(宏观)税负点的存在,如果越过了这一点,虽然税率设计得更高,但实际上政府的收入却会趋于下降,同时经济活动将明显趋于低迷。所以,现实生活中的政策制定者,就需要把可能越过这一点的税负因素调减下来,以优化经济运行,同时从中长时间看,这也将会优化政府收入。(“拉弗曲线”以美国经济学家阿瑟?拉弗[Arthur Laffer1940]的名字命名。——编注)

在政府设计层面,美国已有当年供给学派政策主张之下的减税方案的经验可资借鉴,中国则已有在三十余年间减税让利与税制改革根蒂根基上,最近几年以“营改增”为代表的“结构性减税”经验,以及其继续贯彻实施的安排。

二、中国应在进一步减税的同时做好“全景图”概念下的减负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与竞争中的互动影响是客观存在、必然发生的。特朗普减税,也会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市场主体选择“要素流动”标的目的而调整预期的机制竞争压力

中美之间“要素流动”的竞争绝不会仅仅由一个税收因素决定,还广泛涉及“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概念下众多的其他因素,和由于国情发展阶段等而客观决定的其他“比较优势”因素。美国降低税负,客观上对中国降税也会形成外部促进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降税”与“降负”的关系,比美国要复杂得多,必须确立“全景图”的视野。

以中国“正税”负担而言(即狭义的宏观税负而言),目下当今不到GDP的20%,其实不比美国高,但说到“税外负担”中的政府行政性收费、社保“五险一金”缴纳等负担(合成广义的宏观税负),中国已接近35%,不算低了,特别是这些众多的税外负担给市场主体实际酿成的负担还涉及和包括了未统计的时间成本、隐性成本、综合成本等。中国应由此痛下决心以深化配套改革来减负

我们认为必须指明,“减税”在中国决不代表减轻企业负担的全部问题,甚至已不是企业减负的最主要的问题,关键是在中国“全景图”之下如何可以或许“啃硬骨头”把减轻企业负担中正税之外的负担做实做好。

三、中美税制结构不同,减税标的目的各有侧重

特朗普的减税主要是大幅削减企业所得税和小我私家所得税,中国的减税标的目的则不在此。

因为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标准税率早已下调到大企业的25%和小企业普遍的“减半征收”,还有地方政府广泛提供的“三免五减”等,已没有美国从35%水平向下调为15%(初定,可能达不到)的空间。小我私家所得税方面,我们也与美国差异很大,美国小我私家所得税占美国联邦政府税收收入的47%左右(同时也对州与地方政府作出10%左右的贡献),我们只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左右,也没有减此税的空间。(“三免五减”,即前三年免所得税后五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编注)

中国的税收制度结构是以间接税(增值税、消费税等)为主体的框架,应借鉴一样平常市场经济体的共性经验,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指明的“逐渐提高直接税比重”的税制改革任务真正贯彻落实。如能真正构建、培育起具有“自动稳定器”和“抽肥补瘦”优化全社会再分配功能的直接税体系,中国也就具备了进一步考虑削减间接税负担的“本钱”与可能。这样一来,我们要完成的实为减税、减负(税外负担)和适当增税(增直接税)的配套改革任务。

四、中国除减税、减负、税改外,还应该做好两件大事

中国税制与美国有极大不同,中国必须“相机行事”。除必要的继续减税、税外的企业降负和积极的税改之外,中国至少还应抓住两件大事不放:一是政府精简机构压低行政成本开支;二是鼎力大举推进PPP创新以融资合作提升绩效。

由财政“三元悖论”可知,减税会衍生一个新问题即在保证政府财政赤字可控的前提下使公共服务供给支出受限。如何在实现降低企业综合负担、不扩大政府赤字的同时,尽量保证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深入思考的关键所在。这就需要抓住在中国使既有财政“三元悖论”式制约边界外推扩围或内部松动的创新体式格局:努力缩小政府规模与充分发展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必要性由此便更加凸显了。(财政“三元悖论”是指,在财政经常性支出的管理水平、政府的行政成本水安然平静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既定情况下,财政分配中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和控制政府债务及赤字水平三大目标,至多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项,而不可能全部实现。详见贾康、苏京春:《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及其缓解路径分析》,《财政研究》2012年第10期。——编注)

以“大部制”“扁平化”改革缩小政府规模。大部制(以归并和减少政府机构为代表)与扁平化(以省直管县为代表)的改革标的目的早已确立,但十余年间的推进还十分有限。政府机构、部门设置过多,由各层级过多引出的问题是行政成本高,而且部门权力派生的明的“收费权”和暗的“设租权”情况还较多,使企业实际负担抬高,也使政府开支中的行政成本(自身运转的维持费用)居高不下。显然行政收费减免等涉及大部制改革等实质性问题,一方面要对企业降费,另外一方面要精简政府机构,从而进一步降低行政开支来保障公共开支。

由此看来,改革中缩小政府规模是降费、降行政成本并服务于改善民生的不二选择。所以必须这样理解:中国式减税降负不是单纯靠税务部门可以或许独立完成的任务,需要各部门、整个体系的配套改革联动。即便我们在减降正税上空间已有限,未来动作不会太大(直接税逐步替代间接税则需要税制改革的大决心、大动作),但经由过程优化政府规模,依然可以取得削减企业实际负担的效果,对冲特朗普“税收洼地”的吸引力。

由于缩小政府规模的改革是一场“啃硬骨头”的硬仗,更需要各方凝聚共识,积极研讨可行操作方案,力求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更少税外负担、更少行政开支的目的,也才能在财政“三元悖论”中国实际制约的边界之内,形成减税、控制赤字债务和加大公共支出的新的组合空间,优化公共资源设置装备摆设。

积极推进PPP这一制度供给创新,扩大融资提升绩效。政府发挥本能机能是现代国家治理不可缺少的组成要素,由此,政府规模不可能无限小,这使得我们必须在供给机制上关注除缩小政府规模之外的一项另辟蹊径的创新,即在传统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别具一格、定将有所建树的PPP。

以公共支出形成根蒂根基举措措施等公共服务供给是政府的责任之一,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撑。传统上,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由政府独家提供,然而,许多不尽善尽美的地方不容忽视:

一是以税收体式格局筹资往往导致供给不足,而以赤字体式格局支付往往导致公共债务膨胀和代际负担不公。二是上下级政府之间信息不合错误称,权责不清晰,上级政府无法准确判断下级政府的真实需求,地方政府之间为了争夺财政资金而“创造必需”的竞争现象会加剧区域差异和若干不均。三是政府支出用于公共工程等项目建设,往往引发超概算、拖工期、低质量以及竣工使用后服务水平差等多年来为人所诟病的问题。

千年之交后,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民众的公共服务需求被进一步激活。多方压力之下,财政赤字率已于最近几年升高至3%,地方财政也持续增压,截至2016年年末,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17. 2万亿元。可以预见,在减税降负的过程当中,至少短时间内财政收入趋紧,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增加政府财政赤字与举债规模的情况下,可用于公共服务供给的资金就会进一步减少。如果单纯靠财政资金支持公共服务供给,供给能力不足与绩效难达意愿将是不言而喻的,财政“三元悖论”制约之下的左支右绌更是无法得到改善,还会加剧矛盾的凸显。

现阶段,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家治理提出的更高要求,以PPP创新拉动政府体外业已十分雄厚的民间资本、社会资金,与政府形成合作伙伴式有效供给来适应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从种种公共工程相关的“托底”事项和发展事项来改善民生、增进公共福利满足民众诉求,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有效升级特别是这还将使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在伙伴关系中形成“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不仅使政府少花钱、多办事,而且能办好事、获好评。

凭借PPP这一制度供给创新,可把财政“三元悖论”在中国的制约边界实际上形成安全的外推。其多种正面效应,政府、民众、企业受益之外,还涉及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领新常态中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和倒逼、催化法治化等方面。PPP作为制度供给的伟大创新,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中,可以或许在保证减税降负以及适当控制财政赤字的同时,更多更好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贾康的一封来信】改革先从“大部制”与“扁平化”谈起

热门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