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交上亿的租子,这些“低端劳动力”还是要被清理了

2017-11-24 17:01 来源:摘走网编辑整理

每一年交上亿的租子,这些“低端劳动力”还是要被清理了

北京冬天里的一把火,不但19个同胞罹难,随后的“清理整治”反而让不计其数“外来务工”的同胞颠沛流离。

11月18日,西红门镇的“聚福缘公寓”公寓失火,这把火毁灭了几个家庭,可随后开展的防范安全隐患的整治行动却来到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居住在那一带的“外来人口”被要求马上离开租住的公寓,“违建”的厂房、公寓也被拆除。

北京气温降到零度了,显然这让人措手不及的行动给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带来了极大的麻烦。被从月资金800的公寓赶出来后,他们继续马上找到住的地方,结果却遭遇了房东们的坐地起价。

这让中介小哥都看不下去了:

每一年交上亿的租子,这些“低端劳动力”还是要被清理了

经过这次大火,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只能暂时离开北京了,这场“疏解低端人口”的行动经过大火,加速了。

什么是“低端人口”呢?

极可能,你我他都是吧,没有户口没有权势,谁敢说自己不“低端”呢?

如果你觉得那些颠沛流离的外来务工人员是“低端人口”,而你不是,那你一定是不知道什么是“红黄蓝幼儿园”。

01

你为何来北京?

北京这城市,地处内陆,距离海岸线还有两三百公里,又没什么资源,以前是冬有雾霾春有风沙,可却能发展成为两千多万人口的超级大都市,全国的青年人还往这跑。

为何?

表面上那句话说得好:“北京发展机会多。”

但为何北京发展机会多呢?

因为它是首都,垄断了所有高端政治资源,拥有全国最好的医疗、教育资源,交通发达,遍布全市的高校有络绎不绝的高质量毕业生,创业创新活跃。

而对于曾经在大红门、西红门“经商”、“打工”的人们来说,北京2000多万人口本身就是个大市场,何况从这里批发发往天津、东北、内蒙,辐射的是上亿人群。在北方做这生意,不来北京,去哪呢?

02

大红门往事

可事实上,北京是一座有计划的城市——每一年有若干户口指标,这是它想留下的人,其他的,都是“不在计划内”的人群。北京不喜欢太多“没有收到邀请”的人留下。

尤其是它看不上的产业。几乎每隔几年就“清理”一次。

早在1995年,西红门往北的大红门就来过一次整顿外来流动人口行动。

目下当今的北京人和新北京人可能不知道“浙江村”了,但当时,这三个字可是赫赫有名,那是当时北京服装、贸易的聚集地,主要是来自浙江乐清、温州的浙江人。最高峰时,本地人只有七千来人,而外来人口却高达10万之众。

几年的发展,当时的大红门是北方最大的服装制造、贸易地,当地人靠房租赚得盆满钵满,纷纷开建小楼,在那工作的人也大多居住在村民的自建房、公寓里,就跟目下当今的西红门一样。渐渐的,“浙江村”就成了“脏乱差”的城中村。

1995年4月,北京入手下手整顿外来流动人口,名声大争议多的“浙江村”自然就成了重中之重。这年7月1日,丰台区入手下手了对“浙江村”的大清理,对“浙江村”的现状基本上作了否定。9月,中央一家大报记者写了一份内参,称“浙江村”的治安情况“危言耸听”,处于“失控状态”。有领导人看了内参,马上批示:失控状态不克不及任其发展。这就使“浙江村”问题严重升级,成了中央挂号的治安大事。尽管温州市政府和浙江省政府几回再三与北京市政府、丰台区政府切磋交涉,强调“浙江村”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和贡献,希望能以引导的办法治理,但当时把温州人扫地出“京”,却已经是势在必行。

随后,丰台区的清理力度是亘古未有的:

大红门地区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例要降到1比1。未办暂住证的和务工证的,不再办理;各类工商执照,不再更换;踏三轮车的,一律没收并加处罚。温州人建的温州人住的几十个大院要一律拆毁,与各村签订协议所建的房屋、商亭、商棚等等一律拆除,各类非法市场、门店和经营摊点一律取缔。

总之就是要尽统统措施,拆除“浙江村”,将至少要有七八万温州人会被清理出京。

到11月13日,北京市政府发出了《关于清理整顿丰台大红门地区的通告》,共十二条近1000字,措词极为严厉,规定相当具体,对“拒绝、妨碍”清理整顿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惩处并追究刑事责任。尽管通告中也讲,持有齐全、有效的身份证件,已领取暂住证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但有多少温州人的证件是“齐全”的,又有多少人已领过“暂住证”?尽管通告中也讲,凡符合外地人出租房屋条件的,房屋可以继续出租,但又口头规定一户人家只能租住一户外地人,这还能留占多数少温州人?尽管通告中也讲,凡符合规划要求经过市里批准的合法经营场所予以保留,但又有几处是经过市里批准的?

此外还有2000人组成的清理整顿工作进村,分成几十个工作队,每队20人,挨家挨户宣传清理。整个清理整顿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

“浙江村”逐渐人去村空。只有一二万人在,温州人自建的几十个大院,彻底被拆除。温州经营户的损失极为惨重。有损失几千几万元的,有损失十几万几十万元的,也有损失上百万以致几百万元的。有小我私家曾造过5个“村中大院”,建筑面积达1万多平方米,价值几百万元,转眼之间就化为垃圾一堆。

当时温州经营户的命运极为可怜,不只是没有地方做服装,就连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多达六七万人,拖家带口,没个住的地方了,三环路之内当然是无法进去的,丰台区难以容人了,只得向周边区县“大逃亡”。可当时近郊县区接到市政府通告,一概不得接收外来的浙江人。少数有能耐的,在大兴、房山、通州等北京郊区租房立足;大多数人,就只能跑到河北省一些城市。

当时的“疏解”力度不可谓不大,可是,强制的“疏解”其实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因为北方的人们还是需要衣服,有需求就有供给,慢慢的,人们又聚集起来,在大红门以及更往南的西红门等地开设了新的小作坊,各大服装批发市场再次营业。

03

你的脏乱差,我的租金

过去20年,北京市在不断扩展,曾经是“郊区”、“城中村”的地方,目下当今是房地产开发的热点地区。城市每一次的扩张,就需要用地,就需要把原来的人群挤走。

以前脏乱差的“浙江村”的大红门地区,目下当今已经是数座大型市场,并有了楼盘。未来的西红门经过“整治”后,也将陆续被开发。

中国的城市发展得太快,规划更是远远跟不上发展,甚至没有规划。

这次整治行动,西红门的“工业大院”纷纷被拆除,而之前,这些“工业大院”又是被当地鼓动勉励的。上世纪80年代入手下手,西红门镇受其他郊区县鼓动勉励发展镇办企业、村办企业等政策的影响,形成了大量的工业大院,27个行政村发展出27个工业大院。西红门镇工业大院总占地约952公顷,建筑规模约960万平方米。

这些工业大院中约80%属于没有相关手续的违法建设,西红门镇城市规划中绿色空间用地的约65%被现状工业大院所覆盖。工业大院的用地多数是村集体土地,农民们或从村办企业中得到分红,或直接得到租金,经济收入得到显著提升。

这也就是别看北京市嫌弃“外来人口”,可当地人是心情复杂的,因为租金和分红是主要收入。当年1.5万亩(10平方公里)工业大院,27个村的总收入每一年才1.6亿。

你要整治,人家都走了,把自建房也拆除,拿什么生活呢?

而租“工业大院”的工厂也知道未来某个时间点一定会被“疏解”,所以也无恒产无恒心,多维持低端产业的状态,不做升级,老板赚到钱就想办法在北京或者回乡买房,形成恶性循环,多是“三多三差”产业,即低端产业多、安全隐患多、违法建设多,根蒂根基举措措施差、治安环境差、环境卫生差。

这就像20年前的“浙江村”,脏乱差,却奄奄一息,是十几万“外来人口”栖身生活的地方,可也早就被官方所不满,2012年,出于改造城乡结合部和产业转移的考虑,西红门镇就入手下手推动村级工业大院的拆除,计划到2017年,用新兴产业园替代工业大院,疏解流动人口,但进展一直不顺。

要吸引高端产业谈何容易,自身的小作坊也难以升级。

谁也没想到的是,一场大火,却以最惨烈的体式格局拆除“工业大院”和公寓。

04

没有低端,高端吃什么?

但正如20年前那场“整顿外来流动人口行动”一样,只是把人们往更南边驱赶,杯水车薪。

人们终究是要吃饭的,哪里有商机就去哪,哪里有工作就去哪。千千万万衣锦还乡的人们甘愿被斥责为“低端人口”,被连夜赶出栖身之所,也要在寒冬重新储蓄积累起来,继续为生活打拼。

一座城市,尤其是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显然不可能仅仅只有“高端产业”和“高端人群”。

社会就像个金字塔。顶尖人的吃香喝辣、熠熠生辉,也有赖于底层人们的辛苦劳作,提供各种服务。“高端人群”的身上衣口中餐,也都是“低端人群”做出来的。把人家越赶越远,只会让“低端人群”找不到工作,“高端人群”生活受影响,大家的日子都不会得到改善。

要真正“消灭”“低端人口”,显然不克不及是一赶了之,让他们在寒风中自生自灭,而应该是让人有恒心,安安心心发展产业,不断提升效率,最终从“低端产业”发展成“高端”。

说到底,每一个所谓“低端人口”,首先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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