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凭什么出卖子宫?代孕的性别、阶级、种族问题

2017-10-09 22:42 来源:摘走网编辑整理

原标题:女人凭什么出卖子宫?代孕的性别、阶级、种族问题

女人凭什么出卖子宫?代孕的性别、阶级、种族问题

随着生育技术的发展,代孕入手下手成为中国家庭关注的话题。对于想生孩子却因年龄、疾病等无法生育的人而言,代孕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法。但目前为止,这种方法在国内仍是被禁止的。《人民日报》近日刊文评论辩论代孕,一度被网民理解为代孕将要合法化,但这一说法随后被国家卫计委否认。可见在这一问题上,官方的态度仍然是审慎的。

为何代孕不应随意马虎开放?开放代孕将带来哪些后果?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研究者 Heather Dillaway基于美国的研究,就从性别、阶级、种族等多方面分析了代孕可能存在的问题。

婴儿所有权的争夺

代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代孕者提供卵子且怀胎分娩,产下的孩子将拥有代孕者一半的基因;另外一种则由夫妻中的妻子提供卵子,代孕者只负责怀胎分娩,产下的孩子与代孕者没有基因上的联系。

研究者首先介绍了两起典型的由代孕引发的官司。第一起代孕发生在 1985年,一对夫妻因妻子有较高的生育风险,而丈夫希望延续血脉 (他的大多数亲人都死于大屠杀),因而寻求代孕。他们与另外一名已婚女性签署了代孕合同,后者需提供卵子及怀胎分娩,完成后该夫妻将向代孕者支付 1万美元。

然而在孩子诞生后,这名代孕者却无法割舍对孩子的感情。她恳求夫妻让她把孩子接回家中小住,却迟迟没有归还。这对夫妻向警方报案,警方在四个月后将孩子从代孕者父母的家中寻回。在法庭诉讼中,预审法院判决代孕合同有效,颁布发表终止代孕者的家长权利。代孕者随后上诉,新泽西州高等法院认为相关行为可能涉及婴儿买卖,但承认代孕者享有作为 “自然母亲”的法律权力,虽然孩子的主要监护权将归夫妻所有,代孕者将拥有探视权。

第二起代孕发生在 1990年,一对想拥有孩子的夫妻,因妻子患病后部分切除子宫而寻求代孕。他们和一位女性签署了代孕合同,由这名妻子提供卵子,由代孕者怀胎和分娩。这对夫妻将向代孕者分期支付 1万美元,考虑到后者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他们还将为她支付 2万美元的保险费。

然而在合同执行过程当中,这对夫妻发现代孕者隐瞒了自己曾有过数次死胎和流产的经历,而代孕者也因对方没有付足够的保险费而感到不满,并且由于出现了早产迹象,她感到自己将被抛弃。她随后写信要求该夫妻支付合约中的剩余金额,否则她就把孩子打掉。双方后分别向法院起诉,争夺孩子的所有权。在代孕者产下一位男婴后,血液鉴定显示,她与男婴没有基因关系。法院最终判决夫妻胜出,代孕者没有获得任何法律上的家长权利,包括探视权,她向加州上诉庭提起的上诉也未能改变结果。

女性生育本能机能的贬低

研究者分析指,代孕酿成的婴儿所有权争议,体现了母亲角色的进一步碎片化。通俗地讲,以前只有 “生母”和 “养母”的分别,目下当今 “生母”又分成了提供卵子的 “基因母亲”和怀胎并分娩的 “妊娠母亲”。案例一中,代孕者既是基因母亲,也是妊娠母亲。案例二中,代孕者只是妊娠母亲。而争议在于哪种母亲角色是决定性的,基因母亲、妊娠母亲,哪个更能决定孩子的归属?

从判决结果来看,基因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研究者指出,这与父权社会的结构互相关注。以往的社会学学者已经指出,在人们对基因缺乏了解时,男性一度被认为是基因的唯一提供者,是真实的创造者,而女性只是他们精子的 “孵化器”。随着科学的发展,男性不能不承认女性也提供了一半基因。他们入手下手和女性分享一些权利,例如承认女性也 “拥有”孩子,但这绝不是因为他们意想到了女性自身的价值,而仅仅是因为女性在某些方面和他们 “一样”。对于那些和他们 “不一样”的地方、他们不具备的能力,例如妊娠,他们选择了不放在眼里。

因此,妊娠之所以不像基因那么重要,可能只是因为它是女人才有的。但谁又能说它不重要呢?比起提供基因,妊娠母亲需要经历十月怀胎的辛苦,忍受分娩的剧痛。她的贡献不仅体目下当今胎儿身体的发展,也包括情绪和心理的发展。正如加州上诉庭一名对案例二判决持反对意见的法官所说:“如果没有妊娠母亲的养育,一个胎儿永远不可能成为活生生的孩子……一个希望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来的怀孕的母亲,绝不单单是一个容器或是一头繁殖动物”。对妊娠母亲的贬低就是对母亲角色的贬低,就是对整体女性的伤害。

富人消费穷人的身体

除性别分析外,代孕也需要进行阶级分析。哪些人更可能成为代孕者?哪些人更可能消费代孕这项 “服务”?根据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 (OTA) 1987年的报告,美国全国 13个代孕中心的统计显示,寻求代孕的 “顾客”往往是 30多岁或 40出头的白人已婚人士,他们中的 64%的人的家庭年收入超过 5万美元,超过半数有研究生或以上学习经历。

在代孕者方面,OTA于 1988年的报告显示,代孕者的平均年龄介于 26至 28岁,大约六成为已婚人士。在等候代孕的人中间,约九成为非拉美裔白人。只有不到 35%的代孕者上过大学,大多数人的家庭年收入低于 3万美元。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寻求代孕的夫妻和代孕者大都符合这些描述。案例一中的夫妻都曾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而他们的代孕者是一位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家庭主妇,后者靠丈夫开垃圾车的收入度日,家庭年收入仅为 2.8万美元。案例二中的代孕者是一名护士,也是一名独身只身母亲,因收入过低正在领取社会保障金。

在代孕者和寻求代孕的夫妻之间,阶级差异是不言而喻的。而代孕似乎打开了这样一道门,允许穷人向富人出售她们的身体。支持开放代孕的人经常提到,应该开放的是 “志愿代孕”,而非 “商业代孕”。但纯粹志愿的代孕有可能吗?

根据学者 Ali和 Kelley在 2008年的查询拜访,大部分代孕者都是真的需要钱。在两起案例中,代孕者得到的 1万美元甚至低于同时期的最低工资标准 (按最低工资 3.35美元/小时较量争论,同等时间应获得 1.49 – 1.57万美元)。案例一中的代孕者透露表现,自己对不克不及生育的家庭抱有同情,但也希望经由过程获得代孕费来帮助自己的家庭。案例二中的代孕者甚至透露表现,当你拿出 1万美金在一些人面前挥舞,他们就会为此做任何事。

可见,代孕或许有着助桀为虐的成分,但钱仍是重要的动机。正如女权主义作家 Katha Pollit质疑的那样,如果钱没有用,为何要付钱给代孕者?如果代孕是这样一件愉快、崇高、使人道德净化的事,难道不会有大批女人排着队来做吗?寻求代孕的人在同阶层的圈子也有不少女性朋友,为何她们不考虑借出身体培育别人的受精卵?学者们的担心或许不无道理:代孕可能会形成一个 “繁殖阶级”,由贫穷弱势的女性组成,专为他人生孩子。

另外一方面,钱也其实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即使付清了代孕费,案例一中的代孕者仍然不克不及割舍对孩子的亲情。不幸的是,当双方在法庭展开争夺,贫穷再一次成了代孕者的原罪。寻求代孕的夫妻可以或许雇佣大批律师、侦探、心理学专家、社工等,而代孕者只请得起没什么经验的律师。举证过程也耐人寻味,代孕者家庭的低收入、较差的居住条件等,都被列为 “不适合”成为孩子父母的理由。而寻求代孕的夫妻是不是适合为人父母呢?没人要求他们提供证据,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

弱势中的弱势

一旦代孕市场形成,市场必然会自动寻找那些最 “便宜”、“好用”的女人:穷人、黑人、第三世界的人。

相比白人代孕者而言,黑人代孕者有着更多劣势。这不仅是因为黑人女性更容易处于贫穷、单亲或缺少法律资源,也是因为她们和孩子的差异不言而喻:一位黑人女性如何声称自己是白人孩子的生母?有人会相信或同情她吗?在第二起案例中,黑人代孕者的境遇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可以想象的是,对于那些需要代孕者提供卵子的夫妻而言,黑人代孕者也绝不是他们的首选,种族歧视再一次被强化了。

此外,在本国买不起代孕的人,可能会向更穷的国家购买。这些国家的女性会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子宫,而且由于法律不健全,购买者面临的法律风险也会小得多。在去年叫停代孕之前,印度早已成为世界 “代孕中心”,许多英国人都前去购买。对中国而言,如果对接 “国际代孕市场”,一方面本国的弱势女性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剥削,另外一方面国内有代孕需求的人也可能去剥削更穷国家的女性。

需要指出的是,代孕不一定是出于自愿,而是可能遭到家人、人贩子的胁迫,越是弱势的女性遭受胁迫的可能性越大。研究者提到与两起案例同时期的另外一起案例,一位 20岁的墨西哥女性被非法送到美国,只为给她丈夫的兄弟提供代孕。相比同时期美国国内代孕者的 1万美元回报,她能获得的只有 1500美元。

经由过程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开放代孕将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这些问题得到充分评论辩论之前,开放代孕并不是明智之举。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代孕之外的出路,比如领养。与其花不菲的代价寻求代孕,不如先思考以下问题:人为何一定要拥有血缘意义上的孩子呢?我们从中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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