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诗歌

2016-06-07 18:00 来源:摘走网编辑整理

80年代的诗歌标新立异,如今再也做不出那般原汁原味的出来了。

八十年代的诗歌作品

有人说,1980年代是理想主义的,那是一个不读诗无以言的时代。

尽管近30年过去了,诗歌早已退潮,甚至变成今日网友恶搞的对象,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诗性是每个民族独有的,经由过程它能看到你的民族在以一个怎样的体式格局给予全人类关照。

回望1980年代的诗歌热潮,正如一个诗人所说,经由过程它能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与未来的潜能。

第一章:朦胧破晓

对人的自我价值的重新确认,对人道主义和人性复归的呼唤,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探求构成了朦胧诗的思想核心。

不一样的诗歌

1977年,已经插了3年队、当了6年工人的青年唐晓渡(现为诗评家)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如愿考入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一直以来,唐晓渡对诗歌有着充盈的热情,尽管他连初中都没念完。

1979岁首?年月的一天,唐晓渡在一个留学生的宿舍里看到一本薄薄的册子,册子的封面是天蓝色的,上面画有一男一女两人的侧面剪影,上面印着两个字——“今天”。翻到内页,里头全是发黄了的新闻纸,字都是油印的,质量其实不高,很明显是本自制的刊物。

但这并没有妨碍到一行行像闪电一样的文字划亮了唐晓渡的天空——“太阳升起来,天空血淋淋的,犹如一块盾牌……”时至今日,唐晓渡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感触感染,他对《日曜日新闻晨报》记者说,“文革时,太阳的意象是唯一的,特别很是正面的。这让我突然意想到,诗歌原来可以这样写。那感觉像是被谁揍了一顿,却又自觉打得亲切。”(短文学网:)

诗歌评论家张宏对芒克这首诗的印象也很深,他向记者解释说,“此前的诗歌都是革命的大抒情,意象上无非是高山,大海,太阳,钢铁等,这都是对政治意念的图解。但北岛和芒克们的作品是一种迁移转变和创新。”

彼时,身在江苏和江西念书的唐晓渡、张宏其实不知道这本《今天》的来历,也不清楚此前经过多少人的手,这本做工粗糙的册子才流转到他们手中。还好,刊物背后的征订启事说清楚明了它的源头——北京。

《今天》诞生

1970年春天,三个青年人在颐和园后湖里泛舟,其中一个跳上船头突然背诵起几首食指(郭路生)的诗来,另两个坐在下面吃惊地听着,其中一个叫做赵振开,也就是后来的——北岛。此时,包括北岛在内的许多年轻人其实不知道这个写下《相信未来》的人是谁。

食指的诗迥异于那个个体被湮没的时代,他经由过程诗歌发出了小我私家的声音,这让北岛动了写新诗的念头。

1973年,一首名叫《告诉你吧,世界》的诗完成了初稿,开头一段是这样的:“卑鄙是卑鄙者的护心镜,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在这疯狂疯狂的世界里——这就是圣经。”

北岛后来把《今天》诞生前的很长一段时间称为“潜伏期”,经由过程这首《告诉你吧,世界》,也能看出,朦胧诗的出现并不是一挥而就。5年后,几易其稿的《告诉你吧,世界》更名为《回答》,并发表在《今天》第一期上:“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飘满了死者弯曲的侧影……”

金汉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形容北岛“以惊世骇俗的警句高度归纳综合了一个特定时代被扭曲、颠倒和异化的本质特征”。

1972年,北岛来到当时一批年轻诗人“集中”插队的白洋淀,芒克、多多等人都在那里。许多白洋淀知青有着良好的家庭背景,较早接触到了西方文艺,对他们的诗歌也产生了影响。

这批白洋淀诗人和北岛后来成了《今天》的主力军,此外只有一位非北京籍的女诗人——舒婷。

1975年,舒婷还在厦门的一家织布厂做女工,她的几首诗作流转到老诗人蔡其矫手中。1977年,经过蔡其矫的介绍,艾青看到了舒婷的《致橡树》,并又推荐给了北岛。是年8月,北岛和舒婷入手下手通信,舒婷将《这也是统统》抄在信里,算是对北岛《统统》的答和。舒婷曾提及第一次接触北岛诗歌的印象“不啻受到一次八级地震”。

到了1978年,芒克等人已经回城,当时的大环境已经开阔爽朗了。9月的一个晚上,北岛、芒克、黄锐在一起喝酒聊天,北岛忽然提议办一本文学刊物,二人拍手叫好。芒克是造纸厂的,黄锐在工厂宣传科,后来又托人弄到一台破旧的油印机。

当年《今天》的一名编辑后来回忆,“《今天》的第一期是手刻蜡版油印,字迹很难辨认,第二期起改为打字油印。编辑们经由过程私人关系寻找打字员,让他们用公家的打字机偷着利用业余时间打,以每版1元5角的价格付费……别人可能想像不到,由钟阿城画的线条画是制成铅版后像盖图章一样一页一页盖上去的。”(短文学网:)

1978年12月23日,第一批《今天》出炉了。北岛和芒克等人兴奋异常,骑着自行车满北京跑,把《今天》贴到了所有能贴的地方:西单、天安门以及一些政府机关,还有大学。一千本第一期《今天》就这样一路辗转到各地,犹如在中国的大地上打开了一扇扇窗户。

“我们的新诗,60年来不是走着愈来愈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愈来愈狭窄的道路。在刚刚告别的那个诗的暗夜里,我们的诗也和世界隔绝了。……在重获解放的今天,有一大批诗人入手下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

“我们有太多的粗暴干预干与的教训(而每次的粗暴干预干与都有着冠冕堂皇的口实),我们又有太多的把不同气势派头、不同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诗歌视为异端、判为毒草而把它们斩尽杀绝的教训。而那样做的结果,则是中国诗歌自五四以来没有再现过五四那种自由的、充满创造精神的繁荣。”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

第二章:艰难的“崛起”

1980年5月7日的《光明日报》上刊载了老诗人谢冕的这篇文章

1980年,包括《今天》在内的一批没有刊号的民间刊物不能不停刊。不过,《今天》所打开的窗户已经透进了屋外的春风。1979年4月,中国作协主办的《诗刊》刊登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这标志着新诗潮逐步浮出水面。

不过,新的事物其实不那么容易消化。一些老诗人首先提出疑议。1979年末,公刘发表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对青年诗歌某些诗作中的“思想情感以及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体式格局”透露表现“不胜骇异”;1980年8月,作家章明发表《令人气闷的朦胧》,文章把这些诗贬意为“朦胧诗”,“朦胧诗”的称法也因此文而来;1981年,臧克家在《关于“朦胧诗”》一文中指出“目下当今出现的所谓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也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另外一方面,1981年,孙绍振发表了《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自《在新的崛起面前》进一步论述了“新诗潮”的哲学根蒂根基和美学特征。

在两位前辈之后,第三次“崛起”由一名年轻的朦胧诗人完成。

1980年4月,吉林大学中文系学生徐敬亚和王小妮来到北京参加了《诗刊》举办的第一届青春诗会。徐敬亚向记者回忆,当时请了艾青、臧克家、李瑛、流沙河、张志民、贺敬之、黄永玉等老诗人给他们上课。在那里,徐敬亚结识了“除诗以外,任何寒暄话都不会说”的梁小斌和顾城。

诗人们都还年轻,相处得就像大学同学一样。诗会结束时,顾城从家里带来了一包梨,逐个送给大家,以示分离(梨)。后来顾城的父母还请徐敬亚们去全聚德吃了一顿丰盛的烤鸭。

暑假结束后,这段不同寻常的诗歌经历促使徐敬亚撰写了45000多字的论文《崛起的诗群》,文章的开头是这样的:“我郑重地请诗人和评论家们记住1980年(如同应该请社会学家记住1979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样)。这一年是我国新诗重要的探索期、艺术上的分化期。诗坛打破了建国以来单调平稳的一统场合排场,出现了多种气势派头、多种流派同时并存的趋势。在这一年,带着强烈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正式出目下当今中国诗坛,促进新诗在艺术上迈出了崛起性的一步,从而标志着我国诗歌全面生长的新入手下手。”

由于缺乏途径,这篇文章在两年内没能公开发表。1982年,《崛起的诗群》得以刊登在《当代文艺思潮》上,但文章登出不久就赶上了一次文艺批评运动。

1983岁首?年月,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批评入手下手了。后来有人专门统计,当年批评《崛起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当时徐敬亚的处境其实不好,一名领导将《崛起的诗群》定性为“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标的目的”,并删去了徐敬亚名字后的“同志”二字。徐的几个同学因与此文有关,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分配到小县城去了。(短文学网:)

让徐敬亚更为吃惊的是,他的一份几经修改的内部检讨书,被正式发表在1984年3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后来,徐敬亚还收到了《人民日报》汇来的稿费。

直到1年多之后,形势才有所好转。1985年1月,徐敬亚独自一人坐火车离开了长春,目的地是奄奄一息的经济特区深圳。

第三章:诗歌热潮

朦胧诗人们点燃了诗歌在1980年代的火种,随之而来的是燎原之势。

热闹的朗诵会

1982年,唐晓渡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了北京的《诗刊》做编辑。由于工作的缘故原由,他有机会深入到朦胧派诗人中去,也见到了北岛、芒克。北岛是一个日常平凡很严肃,很本份的人,不爱说话,但充满了幽默细胞;芒克是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再穷都活得像个贵族。

唐晓渡看来,这批人都是这个时代的先行者,对他们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像唐晓渡这个年纪的人,崇拜偶像的热情都在文革时期耗尽了,但年轻人们则不然。1980年代初,北岛、舒婷、顾城的名声早已经超过了他们的诗歌本身。

1986年,《星星》诗刊评了一个十大诗人,在成都举行活动,请来北岛一干人等在一所大学办了一台朗诵会。结果整个会堂被里三层外三层包围起来,台下济济一堂,场外都是站着的学生,学生们激动的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目下当今追流行明星的粉丝。北岛他们朗诵完后发现竟无路可退,最后还是有人带路,砸了一扇不起眼的后窗“逃”出去的。

那次四川之行中,有一个仰慕诗人已久的年轻人从头至尾一直跟随着北岛,几乎一秒钟都不落下,这让北岛有些尴尬,一点私人的空间都没有了。于是北岛提出能否不要老跟着,没想到这个青年一把掏出匕首,匕首没有扎向北岛,而是扎在了他自己手臂上,以此明志。(短文学网:)

唐晓渡在1980年代也曾组织过两场朗诵会。其中一场令他印象深刻,那是在中戏小剧场,只有999个座位,却来了2000多人,进不去的只好堵在外面和两条胡同里。尽管场面一度有些混乱,人声鼎沸,但诗人一上台,便立即万籁俱寂起来,安静得能听到诗人的心跳。

诗坛江湖

这是诗歌在民间的情况,另外一方面,诗坛上年轻的诗人们涌现,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诗社,就连没有文科院系的高校都是这样。

与北岛、舒婷相比,这些大学生诗人的出发点更高,他们受到的教育也更完整。1990年代后弃文从商的诗人张小波告诉记者,当他第一次读到北岛时确实很震撼,但无论从年龄还是对世界的理解上,他们和北岛有着不同的经验,这使他没有《回答》里的情绪,所以像张小波这样的年轻诗人选择了走自己的道路。

张宏说,文革时期,小我私家的精神集中在领袖身上,思想解放运动入手下手之后,人们入手下手寻求小我私家价值的归属。早期的朦胧诗里仍有革命抒情诗的影子,比如《回答》。新一代的诗人们入手下手追寻新的经验,他们入手下手追问,“我们的精神何以安家?”

由于各地诗社林立,1980年代中期入手下手,整个诗坛出现了江湖状态,各个诗社自领山头,自成一派,诗人们在全国各地间“串联”。

张小波记得,有一天早上,他睁眼一看,一个不修边幅的人走到寝室里坐在他的床边,张小波吓了一跳,然后那人开口说,“你好,我是尚仲敏,从四川来的,来向你组稿。”

这样的事情在那时习以为常,常常有人找上门说自己是谁谁谁的朋友,然后主人总是殷勤招待,好吃好喝好住。张宏说,那时全国到处都是“四海之内皆兄弟,酒逢知己千杯少”。有的人到你寝室一住就是几个月,还得大伙凑饭菜票给他,碍于面子又不克不及轰走。

第四章:1986年诗歌大展

我们在前文简单描述了80年代中期时代繁荣的景象,但与此不合错误称的是,这些年轻诗社、诗人的作品其实不为主流媒体所接纳。正规的诗歌刊物上都是些“清水煮白菜”式作品。

徐敬亚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当时全国有2000多家诗社和千百倍于此的自谓诗人,他们在投稿于正式刊物频频碰钉子后,人们入手下手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己动手油印诗刊、诗集、诗报。据当年的统计: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油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当时,仅仅寄给我小我私家的非正式诗刊诗报诗集就足以几个等身。”

此时,徐敬亚已在《深圳青年报》工作,《深圳青年报》的总编恰是他的大学同学。许久没有展露身手的他想到在报纸上搞一次诗歌流派大展览,让这些悬在空中的漫天大雪完整绝对降落下来,而且,全部落在深圳。

徐敬亚也把这个设法主意告诉了圈内的朋友唐晓渡,唐最后没有参加到大展中,他说,多是性格的缘故,他那时已对这种运动性的东西不感兴趣了。

徐敬亚还找到了当时创刊才2年的安徽《诗歌报》,《诗歌报》的一名编辑姜诗元本身也是诗人,和徐敬亚一拍即合。

时任《诗歌报》编辑部主任的蒋维扬向记者回忆,当时他和总编严阵商量后觉得可行,打算给他2、3个版面。因为此前并没有主流媒体做过这个,蒋维扬心里也没底,他要求徐敬亚提供120%量的稿件,20%可删节,定于1986年10月21日出版。蒋维扬还记得,出版前一天是左等右等都没等到稿件,最后关头徐敬亚才发来已经排好的版面,没有给蒋维扬留任何余地。

这年10月21日和24日,《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联手刊发了“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歌群体大展’”共7整版,64个流派,100余位诗人的作品。

华东师大夏雨岛诗社的诗人宋琳当年也参加了这次大展。宋琳说,“对整个文坛而言,诗展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舞台。当时交与主办方的诗稿都是一成不变地进行发表的,虽然有些作品可能比较粗糙,但这正体现了创作的原创性和客观化。”

不过,大展过后既有褒扬,也有诟病。由于徐敬亚希望搞成流派大展,许多诗人并没有流派,因为要参展所以就临时起了个流派,弄得门户林立。

徐敬亚后来也反思过这个问题,“由于我小我私家对大展不自觉施加的、偏激的主观作用,使1986年诗歌大展具有了明显的夸张色彩……在大展邀请函中,‘中国诗坛应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对各地诗人们编造诗歌派别的现象,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中国诗坛数十家所谓流派一夜间涌出。”

尽管褒贬参半,但1986年的诗歌大展在许多诗人心中,仍是1980年代诗歌史上值得称道的事件。徐敬亚说,“在一个艺术禁闭时期出现的一次‘火山喷发’,它带给当年人们多少狂热多少惊喜,也就意味着今天的人们享受着多么巨大的幸运与自由。”

张宏把这次诗歌大展看作是整个1980年代诗歌的一次高潮和澎湃,紧接着的就是退潮,诗人海子的死常被看作是一个种隐喻:一个时代的精神结束了。而后的一浪,是流行文化的大潮扑面而来。

重温八十年代之诗歌归来

——凤凰读书会---熊培云新书分享会上诸家评论辩论,笔者认为可以读读,特摘选。

熊培云:文学的语言构造出一个平行的世界,搀扶你走到天边

我在《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的后记里提到了叶芝,叶芝说过一句话:“人们在与别人的争吵中发清楚明了辩术,在与自己争吵中创造了诗。”对于我来说,其实不是这样。我写评论的时候是在与自己--而非别人争吵,我其实不想说服别人,证明我是对的,而是想让自己理解?理睬一些事理。写诗的时候,我也不是在跟自己争吵,而是在聆听自己。争吵评论辩论的是事实概念,而写诗或者说诗歌本身带给我的是意义。

翻开《诗经》,我们会觉得汉语多么美好,看看那些诗意的词汇: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以或许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使用这样一种语言,我与有荣焉。但是,今天的汉语,让我有一种想逃亡的感觉。当我打开刷微博,看到满屏都是脏话和怨愤、是语言上的同室操戈的时候,真的感到特别很是痛心。可是,我们是有过《诗经》的民族,我们是有过诗意表达的民族,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也有权利去要求精致的语言。我们需要诗歌,我们需要意义,我们需要生活,我们不光需要面包,还需要玫瑰。

对我自己而言,诗歌是一个特别很是隐蔽的线索。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是诗歌,我在小学初中时代读的课外书就是诗集,高中时代又赶上了80年代的诗歌热。那时候我读泰戈尔、雪莱,泰戈尔的一些诗对我理解自由的理念很有帮助。“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而又给你光辉辉煌光耀的自由”,这是对自由特别很是好的诠释

后来我读《雪莱抒情诗选》,读到杨熙玲对他的介绍,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在平凡人中间生长,有一颗泛爱大众的心。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吗!我也是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灵魂的生长从诗歌入手下手。我上大学的时候,受恩惠于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新诗集的名字《我即将来到的日子》,就来自那部小说的结尾。

作为80年代的遗民,我有一种匡复天下的理想,但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曾经过得特别很是灰暗,听的歌曲也很忧伤,大学生活是大路迢迢,海角遥遥,校园是天涯,自己走在里头,孤零而遥远。

我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当做心灵的《圣经》来看,里头有些话特别很是鼓舞我。文学的语言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平行的世界,它可以搀扶你走到天边。小说里有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一小我私家想播撒阳光,首先得内心有阳光”,对我的触动特别很是大。我想多做一些事情,但如果我是一个内心充满了阴暗情绪的人,我连自己都无法拯救,又怎么可能去帮助别人?

这本书让我洗心革面。我不信仰任何宗教,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对于我小我私家来说,有恩于我的东西是诗歌,是小说,是文学,它们让我的灵魂得到特别很是好的成长。我愿意向文学回报,把从雪莱、罗曼·罗兰这些作家、诗人身上获得的美好,留存在自己的文字里,也希望能把这些美好传递给大家。

大仙:目下当今的诗歌发展凭借的是网络推动,不克不及叫“复兴”

刚才熊培云老师说起80年代的诗歌热,我深有感触。我写诗也是在80年代,那时候,40年代末、50年代出生的人办了一本文学刊物,叫《今天》,是北岛和芒克发行的,对我影响很大。我们那时接触的大都是郭沫若那种政治性的诗,看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震动程度不可思议。那大概是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值改革开放伊始,大量西方诗歌涌入国内。我在书店买了很多外国诗人的诗选,看得特别很是入迷,后来就入手下手自己写。

当时我们写的应该算地下诗,就跟初期的摇滚一样。官方不给我们发表,说我们的诗是“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写的人愈来愈多,掀起了诗歌浪潮,官方刊物逐渐认可了,一些诗就可以发表了。那时候发表一首诗很便宜,20行算一千字,一千字得15块钱。当然王蒙、黄永玉他们一首诗好像都能拿一百块以上,我们这些人一首就二三十。(短文学网:)

那时候物价很便宜,一个月米饭钱十块钱足够了,我们拿到稿费基本就是去喝酒和买书。当时在王府井的新华书店(就是目下当今东方广场旁边的新华书店)二层有一个外国诗歌的柜台,我们这些“诗歌青年”就在那里买书、看诗、互相交流。下战书一样平常去那儿,晚上就去沙滩的都乐书屋。

但光写诗还不行,也不容易写好。正好西方的现代思潮涌入,当时最受推崇的是萨特、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荣格和弗洛伊德,我们一起聊哲学和思想,那个圈子就大了,不是纯的诗歌圈了。那会儿气氛很单一,大家也不想着挣钱,我当临时工一个月工资三十元,也觉得很富裕了。我在家里住,没有房租,吃饭靠父母,没有经济压力,主要精力都花在诗歌、文学方面。

三十年过去了,诗歌经过90年代的冷淡后突然又爆发了,但目下当今的诗歌发展靠网络推动,还不克不及叫做“复兴”。从前,我们得请编辑吃饭,跟编辑混得特别好,才能发表自己的诗。目下当今的诗人写诗不求发表,直接上传到自己的博客、微博上,微信朋友圈也能发,所以目下当今同样成了一个大家所争论的“人人皆诗人”时代。

朱学东:“抄诗”不是安慰,而是信仰。

我从80时代起就抄诗,当时没有较量争论机,没有打字机,我就给人抄字挣钱,最多的时候一天抄一万七千字,挣17块钱。慢慢就养成了抄字的习惯,但抄字的生意其实不总有,所以偶尔会抄一两首诗,以外国的诗占多数,觉得挺有意思,但我从没冒出过成为诗人的设法主意。

电脑普及以后,这手抄字的技能花样就废掉了。我觉得需要做些改变,就入手下手抄《诗经》找感觉。抄完一看,字怎么这么差,这是我写的字吗?不可能!我那个时候的写字还挺自傲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没耐心了,想要别人鼓动勉励,又不敢拿出来给别人看,太差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2013年我做杂志失败,遭遇了人生的最大挑战。我曾经梦想要做一本中国最好的杂志,还花了朋友很多钱来做,到头来无法向自己交代,无法向投资者交代,无法向所有人交代。这是最痛苦的时候,又不克不及跟家里人讲,于是就重新入手下手抄《诗经》。每天抄完以后,不管字有多丑,都拍一张照片发在微博上。有很多人批评,这么丑的字还拿出来显摆?他不知道,我就是想让所有的朋友们见证我每天都在坚持。

2014年,我抄了将近一千首,2015年的目标是抄不低于一千首。事实上我一天抄三首,早上一首,晚上两首,早上自己选择,晚上按顺序抄。每天早上选诗的工夫比抄的时间还长。抄一页最多八分钟,四百字,但是选一首诗的工夫就要长很多。曾经有两个出版社找我,说要给我出一本手抄诗选,觉得我抄诗的眼光还可以。

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有些工作看似无用,却有益于我们精神上、人格上的涵养。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所有我们看过的诗歌,都背负我们精神的价值。读诗也好,抄诗也好,都是人生的自我追求。看起来没有用,但是成全了我们自己。抄诗陪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但是我不认为它是安慰,它是一种信仰。

苏小和:熊培云的诗歌指向一个终极的意义--自由

中国的诗歌特别很是缤纷,“乱花渐欲迷人眼”,各种写法都有。但是从80年代新诗出目下当今中国人的生活中入手下手,直到今天,它都处在一个巨大的断裂之中。80年代有两大文化事件开一时之风气,一是朦胧诗的出现;二是解放思想、新思潮的发展。80年代的诗歌是使命写作。美学家李泽厚和北京大学的诗歌评论家谢冕,力推青年人写作一种完全不同于“文革”时代、也不同于“四五运动”时代的诗歌,一种具备抒情气质、充满使命感的诗歌。

90年代诗歌没落,但使命写作仍在,并很快转移到所谓的后现代写作。我认为熊老师的诗歌是对80年代使命写作的回归,跟他的学术著作同根同源,只不过这种学术使命感转换成了一种泛诗歌的体式格局。因此,熊老师的诗歌应该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一点点影响。

我们能发现很多种写法,譬如这几天特别很是火的余秀华,据说两家出版社都要出她的诗集,还有诗人沈浩波跟她意见相左。赵丽华的梨花体我们也不陌生。还有当年一些写诗的人,像伊莎,韩东,他们有重要的一个旗帜,就是要超越北岛那代诗人,真正回到诗歌本身。

诗歌看似简单,但诗歌的写作却有着极高的门槛,需要语言的训练和自觉。余秀华的诗品出来以后很多人说好。她好不好?我觉得是很好,但是不克不及代表中国诗歌的现状。诗歌写作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一个好诗人一定是善于创新的。比如李白的诗,好就好在他在语言层面有亘古未有的创新,比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个时代的诗歌本应该是特别很是规整的,五言七言,合辙押韵,但是突然冒出一个姓李的人写这样完全没有章法的诗。这就是新意。

沈浩波那代人所谓的下半身创作,说明这么多年以来每一个人都被一种道德上的枷锁所枷锁束缚。所以经由过程身体语言来形成一种时代的张力,用诗歌的形式施展阐发。而赵丽华的梨花体,实际上是废话式写作,用口语化的写作让诗歌回到当下,就如同“五四”的白话运动,胡适的《测验考试集》,是那个时代的创新。赵丽华特别很是自信,也特别很是骄傲,从来不会因为有人骂她而觉得自己的诗歌不好。她是一个真正具有书卷气质的诗人,特别很是善于抒情。她愿意把传统的抒情体式格局搁置一旁,实验口语式写作,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诗歌一定要先锋,一定要实验。

熊老师的诗歌,指向的是一个终极的意义--自由,就像他的另外一本书《自由在高处》。他在诗歌中深入地思考人的意义,有大量关于信仰的思考,会对引用的西方文化、传统和美学概念做注释,这是80年代那一代人所没有呈现的诗歌的风景。这种写法在启蒙时代的欧洲特别很是流行,比如我特别很是喜欢的艾略特,就是一边写诗一边注释的。熊培云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诗人,他曾经留学欧洲,在使命和意义方面都有所创新,我觉得他更有意境。

朱学东:所谓标准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的声音以及这个时代的审美意见意义

读者:刚才提到了余秀华,她写了《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我觉得比较庸俗。目下当今的社会环境下,思想的庸俗和人性的本真,究竟区别在哪里?

朱学东:余秀华的诗,我也是最近才看过,倒是觉得谈不上庸俗,有些诗也写得蛮好。所有从内心流露出来的诗都是人性本真的体现,当然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审美意见意义。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表达,不喜欢就不喜欢,无所谓,但是我们不克不及说自己不喜欢的就是庸俗的。

沈星:也就是阅读口味,你在一个书店里面选择买什么书,停留在哪一个书架前面,取决于你自己的审美意见意义。

朱学东:这个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想我们这个时代远远高于八十年代得价值所在就是,那个时代很多标准还是一致的,而今天我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里表达。如果我说你的诗写的不错,但有一点庸俗,不愿意抄,这只是小我私家审美意见意义的问题,跟其他的没有关系。

读者:诗的好与坏到底有无绝对标准?有的时候我们读诗感到共鸣,觉得很好,但有的诗读起来觉得恶心,这种诗是否是好诗呢?

朱学东:古往今来可以或许流传下来的经典,一定是经过锤炼的,有写诗的划定规矩在里边,但是刚才也讲到了创新,如果一直守着《诗经》这一种范本,也不会有进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所谓的标准其实最终来自于我们内心的声音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意见意义,“内心的”加上“审美的”,就是可以或许被大家认可的好诗歌。好的诗歌一定有两点:首先,是用心写出来的;其二,确实有美的形式在里面,无论在语言、形态还是词汇上。

读者:我想请问熊老师怎么看诗的好坏标准这个问题。

熊培云:我觉得这是个审美自制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审美的个体,谈到什么诗歌是好诗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喜欢婉约的人就说李清照的诗词好,喜欢豪放的人就说辛弃疾、苏东坡的诗词好。

我们知道一个意义的完成有两方面,一个是写作者,还有一个是读者,就是所谓的接受美学。小我私家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对原作产生影响。在这个根蒂根基上,我很难分析什么诗歌是好的,只能说当我读一首诗,如果它给我的理性,给我的心灵方面都带来某种益处,让我有某种愉悦感,我就说它是好的。如果我正在看的文本让我觉得特别很是不舒服,那我就说它不好,所以还是阅读者小我私家层面的判断。

回到接受美学最古老的那句话,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哈姆雷特。同样,一首好诗,可能很多人说它不好,比如有些人说海子的诗就是不好,这是他小我私家的看法,但其实不强迫别人一定认可。谢谢。

读者:熊老师我之前读过您的评论,没有读过您的诗,我想请问,您觉得在目下当今这个时代,诗歌是不是应该继续承担公共议题?(短文学网:)

熊培云:我觉得这不是文体上的事情。不克不及说目下当今写诗歌,诗歌就承担什么,写评论,评论就承担什么,这个跟文体本身没有关系,而是跟写作者有关系。同样是说诗歌,我在书里提到了徐志摩,当年徐志摩和胡适在谈论苏联问题的时候,他远比胡适要高明得多。1925年,胡适和很多人一样,都在赞美苏联,但徐志摩去了一趟苏联,回来以后,看法完全不同。他说苏联希望设立建设一个幸福的彼岸,但是他们去那个彼岸之前先要泅过一道血海,而真实的情况是他们没有去建设那个所谓的彼岸,只在制造那一道血海。他觉得中国不克不及学苏联。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说徐志摩当年到底肩负什么责任?他用诗歌表达了抒情,用散文或者杂文评论表达了他对政治理性的看法。

雪莱也是一样,他的很多政论是经由过程诗歌表达出来的,《西风颂》《无政府主义者的假面游行》,实际上是世界非暴力运动最早的篇章。后来马丁·路德·金、甘地等等这些人都受到了雪莱的影响。

一小我私家可能用评论写东西,也可能用诗歌写东西,但是他的关注这个世界的心不会因为文体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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